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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個差勁的計劃，於是很快就擱在一邊了。“傑迪騎士”提出了兩個軍的作戰計劃，其中強調要發揮我們佔優勢的裝甲作戰能力和一○一空降師的直升機機動能力，這個最新的作戰計劃還指出要利用伊拉克軍暴露的西翼，但不夠充分。“謝謝！”我向彙報者說，在他們走後，我告訴諾姆：“我們還得改進。”
那天深夜，他來到我在沙烏地阿拉伯人提供的一家富麗堂皇賓館的套間。我們研究瞭如何更好地利用敵人的固守不動的陣地。伊拉克軍隊在科威特只是原地固守。東面是大海。他們自己的築壘防禦陣地是在南面。實際上，他們自己把自己捆住了。我們談到在西面和北面猛然把門關死，並切斷他們的供應線。我說：“在伊軍的西翼地帶我們可以利用1個重型裝甲軍迅速推進到縱深地區，同時，派十八空降軍到更西面的地方，從那裡北上封鎖幼發拉底河谷和切斷敵增援和後撤的路線。”我們繼續交換看法，並把思路畫在我從書桌抽屜裡拿出的紙張上。我們所構思的戰略不需要天才，伊拉克軍隊的部署實際上為我們寫下了這種計劃。
第二天上午，我們再次在施瓦茨科普夫的司令部開會，對我們頭天晚上的想法加以充實。諾姆一再重複他的請求，要從歐洲調來由兩個師組成的第七軍。我同意，並說我們將從美國增調來第3個師。我們還將派出另一個海軍陸戰師。我還答應再給他增派幾個戰鬥機中隊。至於航空母艦？我們得派6艘來。對這東西我們已耗費巨資，為什麼把它們省著不用？我們在巴拿馬已得到一條教訓：投入越大，結束越快。我們不能使美國再經受另一次越南戰爭。我們可以大手大腳地動用資源，因為世界已經變了。我們現在可以從德國抽出幾個師，而這些部隊過去40年來一直駐在那兒，準備阻止蘇聯的進攻，而蘇聯的進攻今後再也不會發生了。
我說：“諾姆，你必須明白，總統和切尼部長都會給你為打好這一仗所需要的任何東西。因此，不要擔心。”我補充說：“你要一切準備就緒才開始進攻。我們不能倉促上陣。”在我說這番話的時候，我來此以後第一次看到施瓦茨科普夫緊張的臉上露出了輕鬆的表情。正如他後來描述當時的心情時所說：“我感到好像他（鮑威爾）從我的肩上卸下了重負。”我返回華盛頓時的心情比前幾周好多了。
10月30日下午將近3點半鐘，奧蒂斯開車進入白宮大門，到西廳入口處停下。我告訴他讓我先下車，然後再向前開一段後停車。在當時那種場合我要了一個小小的花招。因為電視攝影記者通常聚集在大門外。如果我讓記者報道我是帶著地圖進白宮的話，那我得親自從行李箱裡取出地圖來。如果我不想從我手中露出地圖，我得叫奧蒂斯讓我先下車，然後由他小心地把地圖拿進大廳給我。
自從薩達姆佔領科威特以來我們在白宮的歷次聚會中，這一天的會議是最關鍵的。總統召集“八人幫”開會，只有丹·奎爾因不在華盛頓而未出席。我們必須解決我早在8月和9月所提出的根本性問題，那就是我們的底線是僅限於保衛沙烏地阿拉伯，完全依靠制裁迫使薩達姆的軍隊撤出科威特呢？還是要集中軍事力量，一鼓作氣把他的軍隊趕出去？是防禦還是反擊？
我們在情況室開會，我喜歡這個地方，因為在橢圓形辦公室開會往往帶有一種閒聊式的無拘無束的情調，人們不斷喝著咖啡，兩眼向外看著玫瑰園，很難集中精力討論問題。這一天，由布倫特·斯考克羅夫特主持會議，他簡明扼要地擺出兩個選擇方案。“我們現在是在‘丫’字形的交叉路口。”他說。如果我們走驅逐伊拉克軍隊的這條路，馬上就會產生另一個關鍵問題。我們是不是要設法得到聯合國授權使用武力的決議？如果我們得不到聯合國的支援，我們是不是準備同其他志同道合的盟國不顧一切地去幹？當時吉姆·貝克即將開始他的歐洲之行，我們談論到他可望從我們的朋友那裡得到多大幫助。我們接著討論必須不讓以色列參戰的超級敏感問題。如果把阿拉伯國家聯合起來反對一個犯錯誤的兄弟國家，它們無法容忍的一件事就是與以色列並肩作戰。
最後，總統說：“好啦，讓我們聽一聽科林怎麼講吧。”
我把我的透明塑膠膜地圖放在圖架上，開啟鋼筆式鐳射指示棒。總統面露微笑。我開始說：“我剛從利雅得回來，我可以向諸位報告，第一階段的任務正在完成。我們很快就能完成保衛沙烏地阿拉伯的軍事部署。到12月初，最後1個師、最後1個連、最後一根帳篷杆都將到位。”我接著詳細地說明每一個部隊的配置位置，以及諾姆準備怎麼樣來打一場防禦戰。在就保衛沙特的問題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