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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作了道歉。施瓦茨科普夫從利雅得通報情況，他出現在電視上的形象是身材魁偉，富有自信心，談吐詼諧，令人感到欣慰。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諾姆放映了錄影片，顯示我們的一枚靈巧炸彈向著4個圓柱形物體疾馳而去。由於屏慕上出現直接命中造成的爆炸影象，像日本“任天堂”電子遊戲一樣激動人心。他宣稱4枚“飛毛腿”導彈發射架已被炸燬。
它們被炸壞了嗎？我的情報官邁克·麥康納爾海軍少將過了一小時左右來見我。“主席先生，出問題了，”邁克說，“我們認為這些東西不是‘飛毛腿’導彈，它們是停在路側停車帶的4臺約旦油罐車。”
“你打哪知道的？”我問道。
“施瓦茨科普夫參謀部的一名上尉，一位分析員說的。”麥康納爾說。
“那就讓這名上尉給施瓦茨科普夫將軍去電話，說他們搞錯了。”
“那裡沒有人敢對施瓦茨科普夫說他搞錯了。”麥康納爾說。
“那到底怎樣讓他了解呢？”我問道。我按下電話機鍵盤上的一個按鈕。中央總部司令立即拿起電話。“嘿，諾姆，”我向他說明了麥康納爾剛才告訴我的話。
我突然感到電話機像塊滾燙的石頭。“不是‘飛毛腿’！好啊！舒舒服服坐在華盛頓辦公室的那幫子損起人來多輕巧？我難道就不能得到什麼人的支援嗎？”
“別激動，”我說，“我們的資訊是你自己的參謀人員提供的。讓你的情報人員再對襲擊目標做一下分析，我們過會再談。現在不要爭論了。”
諾姆不久就回來電話。“老天作證，”他說，“它們是‘飛毛腿’，確定無疑。那位分析員不清楚他在說些什麼。他就不如其他人稱職。但我告訴你，這種胡言亂語真叫人受不了，讓我上電視，然後指使你的部下事後指責我。”
“這只是為了保護你的信譽，”我說，“這是一種寶貴的財產。”
第二天，我們的照相偵察專家給我拿來了難以否認的照片，那是4臺油罐車燒燬了的外殼，肯定不是“飛毛腿”導彈發射架。我未再深究此事，沒有加以糾正。諾姆身上的擔子不輕，使他保持鎮定自若至關重要，因此我不想傷害他的自尊心。但是事情總會水落石出，當時恰好有一位有線新聞電視網攝影記者從地面拍下了被摧毀車輛的照片。傳播媒體的另一個有效的規律：主動認錯比讓人抓住辮子要明智。
“飛毛腿”導彈是一種成本低廉，製作粗糙，精度不高的蘇制武器。在蘇伊友好的日子裡，俄國人向伊拉克人提供了數百枚這種導彈，其射程不足300英里，而且只能攜帶一個小彈頭。“飛毛腿”導彈是伊拉克人使用的惟一空中進攻性武器。他們將兩枚導彈焊接起來以提高射程，但這種導彈飛行時定向性很差，而且只能攜帶160磅的彈頭。如果這些“飛毛腿”導彈打到距目標2英里範圍內，就算命中了目標。不過，城市是適於這種導彈攻擊的大面積目標，而且有些國家的城市又處在其射程之內。所以當“飛毛腿”導彈開始落到特拉維夫和海法時，以色列人本能地想進行回擊。任何一屆以色列政府都不願被人看成是無能保護它的人民免受來自阿拉伯的攻擊的政府。然而，如果我們要想維護聯盟的阿拉伯根基，我們就得不讓以色列人插手這場戰爭。就這樣，“飛毛腿”這種低劣的軍事武器變成了伊拉克人手中很有用的政治武器，因為以色列人開始計劃自己接管尋獵“飛毛腿”導彈的任務。
1月28日，切尼要負責政策事務的副國防部長保羅·沃爾福威茨和我到他的辦公室。3名態度非常堅決的以色列人也將光臨。他說他們是：以色列大使館國防武官海軍少將亞伯拉罕·本—肖香，以色列國防部局長戴維·艾弗裡，以及以軍副參謀長埃胡德·巴拉克將軍。我們6人圍坐在切尼的辦公桌旁聽取以色列人的打算：對伊拉克西部沙漠地進行陸空聯合突擊，搜尋和摧毀“飛毛腿”發射架。計劃很大膽，但會給聯盟造成災難性的政治問題。我問我可不可與巴拉克單獨談談，軍人對軍人。我們兩人轉到了我的辦公室。
“伊拉克的導彈攻擊對我國人民起著破壞士氣的作用。”巴拉克開始說，我進行反駁，提到我們正用“愛國者”導彈擊落“飛毛腿”導彈。他回答說，效果不夠好。有些“飛毛腿”仍突防成功，使以色列平民人心惶惶。“你必須理解我們，”巴拉克繼續說，“對於以色列人來說，容許他人在我們的防區內威脅他們的生命是難以容忍的。我們想參與。”我重申了關於聯盟脆弱性的人所熟悉的論點。“如果我們不參與清除‘飛毛腿’導彈，”巴拉克說，“薩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