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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時，他幾乎都沒打招呼。我們在壁爐前的排成“U”字形的椅子和長沙發上各自按通常的位置就坐，總統仍坐在右邊的扶手椅上，這把椅子他當副總統時坐了8年，已經坐習慣了。我解開了我的軍服上衣的鈕釦，這是我感到緊張時的一種不自覺的動作。總統的情緒似乎感染了每一個人。我們都坐立不安，有的人講話很生硬，其他人講話時焦躁不安。我們談論了對法國人所推行的最後的外交策略怎樣處置最為恰當，順便我們又再一次議論了生物武器威脅問題。
我們還討論了戰鬥打響時總統向全國致辭中該講些什麼。
我說：“我馬上得向施瓦茨科普夫上將下達一項執行命令，如果我們要開始乾的話。”這話引起了又一次的熱烈討論。
按照3天前透過的眾參兩院聯合決議，（眾議院以250票對183票，參議院以52票對47票透過），總統必須要滿足國會的要求，即他得想盡一切辦法竭盡全力要伊拉克遵守聯合國的12個決議，然後他方可進行戰爭。當其他人在爭論如何應付這一規定時，我拿出了一本黃色公文簿，開始書寫。寫完後，我打斷為時頗久的爭論說：“總統先生，或許這樣寫就行了。”我念了我寫的詞句：“國防部長指示進攻行動於1991年1月17日開始。本指示認為，伊拉克沒有遵守聯合國的有關決議，因此總統根據第77號國會聯合決議第2條B款的規定，定下決心……”
我念完後，沒有一個人講任何話。我以為沉默就意味著預設。我說：“在國防部長簽署該命令後，我將在今天下午的晚些時候把它發給諾姆。”正是這短短的幾句話，發動了一場戰爭。
諾姆和我之間傳送文電是透過一條保密傳真線路進行的。當我們要把文電的傳送範圍縮小到最小限度時，我們就利用這條線路。我的行政助理迪克·奇爾科特會把傳真資料拿到我辦公室旁的一間小通訊中心傳出去；而在另一端，諾姆的主任參謀就會把傳真件取走。看到傳送件的人決不超過四五個人。1月15日下午4時15分，我到隔壁奇爾科特房門口探進身去說：“給司令官發執行令。”
1月16日傍晚，我處於戰前的一片寧靜之中，坐在辦公室裡，敞開襯衫領口，觀看著有線電視新聞報道。一旦骰子出了手，惟一能做的事是看結果。甚至細節也不必再檢查。戰爭掌握在諸神手中，尤其是專斷的戰神手中。下午6時35分，我看到有線電視新聞網的伯納德·肖、彼得·阿內特和約翰·霍利曼，像現在的愛德華·默羅一樣，從巴格達的拉希德旅館的9樓上進行報道，他們對突然劃破巴格達夜空的曳光彈進行著各種猜測。我知道是怎麼回事。幾小時前從路易斯安那州巴克斯代爾空軍基地起飛的B—52轟炸機發射了巡航導彈。陸軍的“阿帕奇”直升機飛越邊界並擊中了伊拉克的早期預警雷達。年輕的美國飛行員駕駛著從沙特機場起飛的F—117A型隱形戰鬥機和從航空母艦上起飛的海軍A—6型攻擊機。我們在波斯灣和紅海中的戰艦發射了“戰斧”對地攻擊導彈。伊拉克防空部隊向伊拉克首都的上空盲目地打高射炮。那是中東地區的1月17日。薩達姆·侯賽因稱之為“戰鬥之母”的空戰階段開始了。
我毫不懷疑我們將獲得勝利。我們有軍隊，有武器，還有周詳的作戰計劃。我惟一不知道的是戰爭將打多久，我們部隊有多少人將再也回不來了。
第19章 每場戰爭總得有個結束
1月16日至17日夜間，我幾乎整夜未睡，不斷地接電話打電話，並用眼角的餘光看著電視。在我們發動這場戰爭的當時，電視將現場實況以衛星傳送方式從敵國首都轉播出來。華盛頓時間凌晨5時剛過，施瓦茨科普夫給我打電話，傳來空戰的首份綜合報告。諾姆是個有經驗的職業軍人，不會因初勝而忘乎所以，但也難以掩飾激動心情。他對我說：“我們出動了850架次，命中了大部分目標。”伊拉克主要的生物武器和核設施都遭到嚴重破壞，西部的防空系統被摧毀，補給品倉庫陷入一片火海，兩個“飛毛腿”導彈發射場已被破壞。他接著說：“巴格達鬧市區的國際電話電報大樓大火沖天。我們還炸燬了薩達姆的一個行宮。”
這是個好訊息。我迫不及待地問道：“損失如何？”
他說：“科林，令人難以置信。”迄今為止好像只有兩架飛機被擊落，而我們原先預計第一次出擊將可能損失約75架飛機。我們的F—117A隱形戰鬥機像一群幽靈一樣透過伊拉克的防空系統進入目標上空。這種飛機以前只在巴拿馬的戰鬥中使用過一次。伊拉克的防空火力亂糟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