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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於1984年2月27日離開安德魯斯空軍基地，次日凌晨抵達倫敦。溫伯格還要忙一些別的事情。我注意到，飛行途中他只草草地瀏覽了一遍他的辯論講稿。那天晚上，我陪他參觀了牛津聯合會的各個大廳，從歷屆首相的掛像旁走過。這些首相自己的辯論才能也是在這裡鍛煉出來的。我坐到為我準備的位置上，看著我的上司走上講臺，手裡拿著2號鉛筆闡述他的反方立場。這間座無虛席的大廳內的學生們就像古羅馬劇場內等著看一名基督徒被扔給獅子的好戲的羅馬人一樣。湯普森教授是個大名鼎鼎的辯論能手。
在部裡忙亂的日常工作中，我們忘記了我們的長官原先當過電視訪談節目主持人、書籍評論家，還曾是一位酬勞頗豐的律師。他那天的發言十分精彩。“我請你們只想想一件事，”他在發言快結束時說，“今晚你離開這裡，午夜不會有人來敲你的門。”他是以微弱比數獲勝的。溫伯格是個喜怒不形於色的人，我從未見他像今晚這樣興奮。雖說在我們眼中他的勝利是明白無疑的，但我們還是預先採取了一點保險措施。牛津辯論的勝者是透過分別計數從正方出口和反方出口離場的人數來確定的。我們事先告訴我們的警衛和工作人員及秘書，一定要從反方的出口出去。
我知道，儘管溫伯格外表很鎮靜，但是貝魯特機場上的海軍陸戰隊兵營被炸這一不幸事件使他深感痛心。我是在他交給我一份奇特的檔案草稿時認識到此事使他所受創痛之深的。他要我看看這份東西，然後交給政府的國家安全班子傳閱。溫伯格把他當律師的智慧都用在對美國何時應該、何時不該向國外派出軍隊的分析上了。他上了諸如“隔離部隊”、“軍事存在”這類花哨字眼的當。原來這些字眼意味著使美國軍隊在沒有明確使命的情況下處於危險境地。他反對以最糟糕的方式“利用”我們的軍隊。他提出了決定美國出兵海外的六項原則。
溫伯格的對頭舒爾茨拒不考慮他的建議。我看到，這兩個人不斷髮生口角這一令人啼笑皆非的局面已經存在好幾個月了。國務卿常常準備派出美國軍事力量，甚至派到像黎巴嫩這樣沒人爭的地方。如果你無需時不時地敲打某人以顯示你的實力，那又何必在那裡保持一支軍事力量呢？他的對立面，即那個要對前去流血犧牲的軍隊負責任的那個人——溫伯格，則主張只在至關重要的地區投入力量。
溫伯格不僅要在政府內部推銷他的指導原則，而且想在那年夏天作公開宣傳。我們已開始考慮設立演講臺的可能性了，可是白宮負責競選事務的工作人員禁止在總統選舉結束前發表任何這類有爭議的演講。里根連任後，溫伯格於11月28日在全國記者俱樂部發表了講話。我跟他去了，聽他說明他建議“我們權衡在國外使用美國作戰部隊時”需要考慮的幾條標準。（1）只有在我們或我們的盟國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才用兵；（2）如果用兵，一定得擁有取勝所需要的一切資源；（3）用兵要有很明確的政治和軍事目標；（4）做好在目標改變時改變用兵決定的準備，因為戰爭很少是一成不變的；（5）只承擔那種能得到美國人民和國會支援的義務；（6）用兵只能是不得已情況下的最後一招。
簡言之，要看國家利益是否受到威脅。如果是，那就用兵，而且一定要取勝。否則就別插手。
克勞塞維茨若聽到他的建議，肯定會為他鼓掌。後來，在就派兵參戰問題向總統提建議成了我的職責的時候，溫伯格的上述標準成了我的實際指導原則。然而，在他發表這一講話的當時，我很擔心溫伯格公開宣佈的標準過於明確，很容易被潛在的敵人鑽空子。
1985年5月，我接到邀請，要我在威廉…瑪麗學院舉行的後備軍官訓練團授銜儀式上講話。從我站在紐約市立學院的阿羅諾維茨禮堂接受我自己的少尉軍銜至今，已經是27年過去了。我今天為之授銜的學員之一是邁克爾·鮑威爾。當儀式進行到該我主持宣誓時，我命令學員們轉身面向在場的父母和親友。這一招是我從神槍手埃默森的退休閱兵式上偷學來的。輪到邁克上臺時，他不僅得到了軍銜，而且還得到了父子間緊緊的擁抱。這是個標誌著子繼父業的令人激動的時刻。在場的人中，坐在阿爾瑪身旁的還有邁克的兩個妹妹琳達和安妮瑪麗。琳達是該學院二年級學生，安妮瑪麗則即將入讀該校。我開心地想，當年因擁有奴隸而深感不安的托馬斯·傑斐遜一定會對鮑威爾家的孩子進入他畢業的這所學校接受一流教育表示讚賞。
剛被授予少尉軍銜的邁克被分配到裝甲部隊，他想開一輛新車到諾克斯堡去接受該軍種的基礎訓練。我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