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邁克無奈，只好如實相告。第二天早上，這位指揮官就被解了職。對邁克來說，那真是個倒黴的電話。他那樣做是對的，儘管有些同伴出於對長官的盲目忠誠，批評了他的做法。
當邁克對我們講述他第一次見到死人的感覺時，我覺得我特別能理解他的心情。我的第一次這種經歷發生在格拉芬沃爾，當時有一枚流彈擊中了一頂擠滿年輕的美國士兵的帳篷。這次是在一次深夜演習時，一輛M…113裝甲運兵車開到了軟質路肩上，碾死了邁克的一位士兵。邁克在給我的一封長信中傾訴了他心中的極度悲痛。作為父親，我渴望能前去幫助他。但我知道，一名軍人必須基本上是獨自地經歷這種事情，從中汲取教訓。沒有哪個職業像軍隊這樣，把生與死的責任放在年輕人的肩膀上。不過，邁克成長得很快。這次事件也提醒阿爾瑪和我——其實我們並不需要這種提醒——即便在和平時期，當兵也是件危險的工作。父母永遠不能完全把心放寬。
從那些透過小道傳到我這裡來的訊息來看，邁克幹得非常出色，有可能在升為中尉之後擔任部隊的主任參謀。這是他自己的選擇。他也想把自己的一生交給陸軍。使我感到高興的是，這個決定是他獨自做出的。
1986年初秋，一個國會代表團來我們這裡視察。對這類檢查大員，我本來有一個很合標準的接待場所。這個視察團中有一位45歲的四任共和黨眾議員。他就是來自懷俄明州的理查德·B·切尼，當時是眾議院常設情報委員會的成員。我同切尼從未見過面，但我知道切尼年僅34歲就當上了福特總統的白宮辦公廳主任。我沒有安排盛大的表演，而是把視察團領到我辦公室，我從桌上拿起了阿恰洛夫的照片說：“此人就是第五軍駐紮在這裡的理由。”我使用了這樣的開場白。我解釋說，阿恰洛夫原來是個傘兵，幾年前在一次跳傘時摔斷了腿，改行來到機械化步兵部隊。“他比我年輕，但比我受過的訓練要多。”此人是位軍事思想家，寫過五六篇有關歐洲地面作戰的文章。這些文章我全讀過。他指揮著8萬人的軍隊，比我指揮的多。他的部隊的訓練程度和裝備水平不比我們差。他們呆在距我們只有66英里的地方。“不過，我指揮的軍隊可以擋住他們的進攻，”我說，“我們也許擋不住那些一層一層一直排到莫斯科的後續部隊，但是我們可以擋住阿恰洛夫。”
切尼議員默默地聽著，沒提多少問題。不過，他所問的都是擊中要害的問題。我意識到，我面前的這個人的頭腦可不一般。當時我還無法知道，幾年之後，我們兩人會變得那麼親密，共同對付現實的、而不是潛在的敵人。
美國陸軍從希特勒的第三帝國那裡繼承下來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利品之一是一列體現一個已往時代的輝煌的私用火車。火車上有著裝置齊全的廚房、一組服務人員、一間休息室和可供6個人睡覺的地方。它現在供駐德美軍高階指揮官使用。阿爾瑪和我成了羅納德·勞德及其夫人喬·卡羅爾·羅恩的親密朋友。我在五角大樓工作期間，羅恩曾是國防部助理部長，現在——在有納粹汙點的庫特·瓦爾德海姆已當選總統這段關係緊張的時期——任美國駐奧地利大使。那年夏天，我決定體驗一下我在乘地鐵的年輕時代不曾領略的氣派。我邀請了勞德夫婦和他們的兩個女兒簡和艾琳一道乘那列火車去柏林一遊。羅恩是很有錢的。他贊成這種旅遊方式，但是在柏林，我對乳酪漢堡包的愛好以及我所要的裝在旋蓋瓶內的葡萄酒卻令他很失望。在我們後來的友好交往中，我們做了分工：由他來選飯館，我來享用。
正當我埋頭工作於駐德國的第五軍的時候，我在華盛頓期間要溫伯格給予注意的那些國家保密局的電報終於真相大白，這就是伊朗—孔特拉事件。11月1日，全世界從貝魯特《帆船》雜誌上獲悉，美國一直在秘密地賣武器給霍梅尼政權，儘管里根總統保證永遠不同恐怖分子打交道。我曾參與把陸軍的“陶”式導彈調給中央情報局的活動，而那些導彈後來轉交給了伊朗。接著又來了一個驚人的訊息，這訊息是司法部長埃德溫·米斯於11月25日披露的。波因德克斯特和諾思這些人把賣給伊朗的武器提了價，然後偷偷地把獲得的利潤匯到一些私人銀行賬戶上，以資助孔特拉集團。不僅我對這種資金轉移毫不知情，連總統、內閣和國會也都不知情。波因德克斯特辭了職，總統也解除了奧利·諾思的職務。
總統現在得任命一位新的國家安全顧問。我從阿米蒂奇…巴傑這條內線獲悉，弗蘭克·卡盧奇是首要人選。這是個明智的選擇。然而，當朱迪·雷奧姆喊我去接卡盧奇的電話時，我立即感到不安起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