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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切都很舒適。凡是我需要的東西，我的副官布魯斯·斯科特和我的能幹的秘書朱迪·雷奧姆都想到了。雷奧姆在我之前為第五軍的好幾位軍長服務過，知道哪些地方容易發生問題。離我在二樓的辦公室幾英尺的一間舞廳改成了壁球室，我每天都要在那裡同其他軍官以及我的司機奧蒂斯打球健身。
我很快就喜歡上了艾布拉姆斯大廈，很想把我們以前損壞的地方修復起來。我讓隨軍的工程師們找到了1928年的原設計圖紙，從五角大樓請來了喬·皮薩尼，讓他像我們在艾森豪威爾走廊裡所做的那樣重新設計一下。大堂恢復了魏瑪共和國時代的模樣。我不許人們為了給漢堡包店裝排氣扇而把那些有著漂亮線條的鉛皮玻璃窗搬走。這項恢復原貌的工程一直進行到我的接班人傑克·伍德曼西中將的上任才完工。
不過，我的另一個想法——找到一個以前曾給司令部後面的大院增光不少的裸女雕像，並把這尊很好看的雕像歸回原位。那雕像是1947年在一位十分守舊的上校夫人的堅持下被搬走的——卻是在伍德曼西之後又過了兩任才實現的。
看到五角大樓取得的預算勝利使駐德部隊的狀況明顯改善，使我深感欣慰。多虧有了里根—溫伯格的強兵之策，我們第五軍才能得到現代化裝備，部隊的生活環境才能變得比較舒適。到這時，全是志願兵的陸軍已經滿額了，而且我們接收的新兵是歷史上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當我屬下的指揮官抱怨他們的滿員額已降至98％以下的時候，我只一笑置之。他們這麼快就忘了僅在幾年前還不得不接收四類兵（最低限度的新兵水平）的狀況了，也忘了滿員額常常在70％以下的時候了。我並不熱衷於帶兵打仗，但是，一旦戰爭到來，阿恰洛夫同志和他的紅軍部隊定將面對一個極強的對手。
瑪麗貝爾·巴傑堅持給我寄晚一個星期的《華盛頓郵報》，但我不知為什麼對於首都的那些風風雨雨已經不再那麼焦慮不安了。我喜歡我現在的工作。自打我離開華盛頓就沒有再回頭望它一眼。
我的頂頭上司是一位傑出的軍官——美國駐歐洲所有陸軍部隊的指揮官格倫·奧蒂斯將軍。他也是北約組織的一位指揮官，統率中央集團軍群。奧蒂斯轄下有美國的兩個軍：我的第五軍和我兒子邁克所在的第七軍。第七軍軍長是安迪·錢伯斯中將。我接任第五軍軍長一職後，這兩個軍都處在黑人三星將軍的指揮之下。令人感到振奮的是，誰都沒注意到這一點。這說明陸軍對於種族區別已經是多麼的不在意了，它也可以很好地糾正歐洲人對於美國的種族關係的誤解。
儘管我們生活在一個有點像要塞的地方，我家在法蘭克福的生活卻是其樂融融。除了在野外演習期間外，我通常都是下午5點鐘下班，打一會兒壁球后回家吃晚飯。飯後處理一點公文，便可以休息了。午夜不再有值班主任報告國際突發事件的電話響個不停了。若是打個比方的話，可以說我是由熱鍋上跳進了安樂椅。在業餘時間，我最開心的事情是在奧蒂斯的幫助下修理我那輛1982年“寶馬”牌車。
不過，社交活動的負擔卻相當重。我常常同某位市長一起坐在講臺上，或者到德美文化中心剪綵。阿爾瑪至少是4個婦女組織的成員，那些組織的名字很難念，諸如斯托伊本舒爾茨協會，等等。但是，讓別人來為你做你以前幹過的事情，如當勤務兵和馬伕之類，那還是很開心的。每逢有募捐活動，人們總是希望我率先作象徵性的捐款。每逢軍官俱樂部舉行慈善拍賣，人們總是希望阿爾瑪和我第一個出價。
在每年一度的獻血活動開始時，軍部的軍醫主任希望我先捐第一滴血。我隨他去醫院時，後面跟著一批軍報的攝影記者。一位年輕的軍醫把血壓計的綁帶纏在我的胳膊上，給我量血壓。他顯出很疑惑的樣子，又量了一次，然後再量一次。他去找來軍醫主任，主任又來給我量一次。最後，醫生們取消了拍照和我在獻血運動中扮演的角色。在華盛頓期間多年被午夜的電話鈴聲所擾、每天要幹14個小時的工作，這一切顯然造成了惡果——我的血壓偏高。我遵醫囑進行治療，而且一直持續至今，使血壓得到了很好的控制。
我和邁克儘管同駐一個國家，但卻很少見面。我們的聯絡主要是靠通訊。來自邁克的訊息總是使我回憶起自己還是年輕軍官的那個時代。他在信中說，有天夜裡，他們在邊界哨所值班時，他的長官喝多了酒，醉成一攤爛泥。這時，電話鈴聲響了。由於那位軍官已經失去了知覺，什麼也聽不見，邁克只好接了電話。電話那一頭的中隊主任參謀懷疑其中有些蹊蹺，便追問為何那位長官不來接電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