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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一家在加州度假尚未回來，總統和他手下的大多數工作人員此時都不在。
弗蘭克和我都在問自己同樣的問題：我們現在該幹什麼？我們當時的處境就好像是接過一個其營長剛被撤職計程車氣低落的營；或者是一個因比賽輸了球教練剛被解僱的球隊；或者是一個高階職員不久前攜款潛逃的一家公司。肯·阿德爾曼、瑪麗貝爾·巴傑和卡盧奇的前軍事助理格蘭特·格林已經到國家安全委員會來幫助弗蘭克處理接管事宜了。阿德爾曼的工作最難做：他要先把老的工作人員清理乾淨，然後才能回軍備控制和裁軍署去。卡盧奇和我要做的事情差不多是另起爐灶。
有一天，我正在琢磨我的電話是怎麼裝的，忽然聽到一個略帶鼻音的充滿熱情的聲音。“他在裡面嗎？”突然，我的門口出現了一個高高瘦瘦的身影，他一副興高采烈的樣子，向前伸著手。“我是喬治·布什，”他說，“歡迎你來白宮。很高興你和弗蘭克都過來了。你們會成為一個非常出色的班子。”這時的我，在思想上還把自己當作一名步兵將軍，可是美國副總統卻到我這裡來祝賀我就任新職了。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受到俱樂部老闆歡迎的得獎新手。我聽說，副總統和我還要共用一個洗手間呢。今晚可得把這事對阿爾瑪說說。
國家安全委員會是1947年成立的。陸軍部、海軍部和另外兩個軍種也是在那一年合併成為國防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章程很簡短，也不特別深奧：“在與國家安全有關的對內、對外和軍事政策的協調方面為總統提供諮詢。”講得通俗一點兒，就是：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許多機構和個人都想讓總統聽從他們的意見，因此總統需要一個“裁判”，即一個不涉及其自身利益的機構，來客觀全面地向他說明每個競爭者的觀點和國家安全顧問自己的立場。一個好的顧問應當是一個誠實的掮客。亨利·基辛格使這個機構的權力達到了頂峰。那時，國家安全委員會比國務院的權力還大，直接從白宮西翼掌管對中國和蘇聯的政策。在他當上國務卿之後，有一段時間他還保留著在國家安全委員會的職務，以防止任何人以同樣的態度對待他這個國務卿。
在麥克法蘭、波因德克斯特、諾思這夥人的把持下，國家安全委員會已無法正常運轉。出現這種局面並不完全是他們的錯。他們為總統工作，而他們的總統卻不喜歡插足於他的那些權力很大的閣員之間，做出困難的抉擇。他們為之工作的總統希望人質獲釋、孔特拉繼續存在，但自己卻不大操心具體怎樣達到這一目的。其結果，國家安全委員會就填補了一個權力真空，成了自己的進行小型戰爭的國防部、成了自己的實行自己的秘密外交的國務院、成了自己的從事隱蔽活動的中央情報局。這一切造成的結果就是伊朗—孔特拉醜聞。
我上任頭一天就打了我在這裡的第一仗。卡盧奇向來討厭與講話稿打交道，於是便派我代表國家安全委員會去參加一個高階助手會議，討論為總統起草的一份有關防務預算的講稿。推銷這個講稿的是總統的主要撰稿人——愛吵架的託尼·多蘭。此人以前是專報調查性新聞的記者，獲過普利策獎，現在是里根撰稿人中的極右派。我提出，這份講稿是否過於尖刻了。多蘭立即跳了起來，指著鼻子斥責我對文字上的事一竅不通，除了軍人手冊以外，對其他東西一概沒有資格評論。我明白了這是怎麼回事。這是對一個新來者進行的考驗。我沒有退讓，但是這個地方的人比五角大樓總部的那些人還要難對付。
過了幾天，在總統回來之後的一天，卡盧奇從我的門口探進頭來說：“來吧，我們去向他彙報。”當時，約翰·托爾正領導一批人對伊朗—孔特拉事件進行調查。他在白宮中遇到的一個難題就是找不到有關國家安全顧問或他手下的人向總統說了些什麼、總統同意了些什麼的任何記錄。卡盧奇對我說，我的職責就是填補這個空白。他說：“你想說什麼儘管說，但是你的主要任務是把我對他說的話和他做的決定記下來。”
我們走進橢圓形辦公室時，總統正在聽他的辦公廳主任唐納德·里根彙報其他問題。我們來後，總統站起身來，親切地笑著，向壁爐左邊的安樂椅走去。他再次對於把我從德國調回來表示歉意。這時，副總統布什進來了，坐到了總統左邊的安樂椅上。卡盧奇坐到一個長沙發上，我坐到該沙發的另一端。里根坐在我們對面的長沙發上。總統在開始講話之前先說了一個笑話（後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例行程式）。我的目光落在他的雙腳，發現了一個很奇怪的現象。在通常情況下，人們穿皮鞋都會使鞋的面部出現一些皺褶，而他那雙像鏡子一樣亮的鞋何以會一點兒皺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