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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這兩個人的經驗之後，我認為，再讓一名軍人進入國家安全委員會，這是美國所無法承受的。
“我們需要你，科林，”弗蘭克不為所動，“這是件大事。請相信我，這關乎總統的職位。”
我打出了我的最後一張牌。“你知道，我在這件事情上是有干係的。”我講了我根據里根總統的《必要性的審查結果報告》安排調撥“陶”式導彈的事。
“我會讓司法部和白宮的律師們去研究這個問題。”他說。
“弗蘭克，你要毀掉我的前程。”我對他說。
“我們下次再談。”他說完便掛上了電話。
就像一個落水的人拼命要抓住救生圈那樣，我給威克姆將軍打了電話。他對我表示同情，但又搬出了他那套老話：“我早對你說過，科林，也許你命中註定不能當指揮官。這事由你來決定，但是我相信你應當去做他們要求你做的事情。”不過，他又說，如果我接受了這個職務，他可以爭取在危機過去之後讓我很快回到陸軍中去。我知道他說的是真話，但是威克姆很快要退休了。如果我接受了這個職務，恐怕那就標誌著我的陸軍生涯的完結。然而，壓力在繼續增大。不久，溫伯格又打來電話，說：“科林，我相信在總統需要你的這個當口，你會做出正確的選擇。”
兩天後，卡盧奇又打電話來。他查了一下，看看在“陶”式導彈這件事上我有沒有什麼法律上的麻煩。結果我是清白的。看到這最後一條出路也被堵上了，我不再拐彎抹角了。“我只有一種辦法可以體面地離開這裡，這是使我可以面對我的軍官同事們的唯一辦法，”我說，“而這一點是你所做不到的，弗蘭克，得總司令親自發話才行。這是我這個圈子的人唯一能理解的事情。”
“好的。”他說。
兩天過去了，沒有任何動靜。我居然以為自己已經躲過這顆子彈了呢。
12月12日，阿爾瑪和我參加了一個聖誕聚會剛回到家，正在廚房裡坐著的時候，電話鈴響了。我拿起電話，聽到的是白宮接線員那威嚴的聲音。是總統親自打電話來。電話中的羅納德·里根講話很親切，像老朋友似的，說他希望他不是在不方便的時間打電話來，說他不習慣給將軍們下命令。接下去他便進入“正題”了（那是軍備控制和裁軍署署長肯·阿德爾曼為他準備的）。總統說，上次我們一起到格瑞那達去，是非常令人愉快的事；他知道我在第五軍幹得多麼好；他知道我多麼喜歡指揮崗位；他知道阿爾瑪和我在法蘭克福過得多麼開心；我此番去華盛頓只是在軍事生涯中稍作迂迴，但對美國來說卻至關重要；他需要我來幫助弗蘭克·卡盧奇整頓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爛攤子。
“是，總統先生。”我回答說，“我一定照辦。”我已經沒有選擇了。
“上帝保佑你。”我說。
對我的任命是1986年12月18日宣佈的，頭銜是“總統的國家安全副助理”。我一個人先去華盛頓安排住房，購置汽車，為我的女兒安妮瑪麗轉學。她將回到她5個月前剛轉出的那個學校。我還同卡盧奇談了談我們在群龍無首、飄忽不定、士氣低落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所面臨的工作。我回到法蘭克福正趕上過聖誕節。那個節過得亂糟糟的，搬家工人把我們家弄得一片狼藉。到了1986年的最後一天，我正式交出了第一軍的指揮權。
我任第五軍軍長只有5個月多一點的時間。倘若我能幹滿4年任期，我本來會有機會升為四星將軍，成為駐歐美國陸軍部隊總司令。我從薩姆·韋策爾手中接過的是一個精銳的軍，我的那一班人使它變得更加出色了。我付諸實施的兩項新措施在我走後不久就見效了。在此後舉行的兩次北約組織競賽中，第五軍都贏得了勝利。一個是美國以前從未贏過的博斯萊格騎兵競賽，一個是加拿大陸軍杯坦克競賽。這後一項競賽我們也很久沒贏過了，儘管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先進的M…1艾布拉姆斯坦克。這些競賽在一個賽季同時贏得世界職業棒球錦標賽和超級盃賽這兩個比賽差不多。我的繼任人傑克·伍德曼西好心地給我往白宮打了電話，與我分享這一榮譽。但是，我肯定更希望自己仍能身在德國，親自參加頒獎典禮。
1987年1月2日，我又穿上了我以前穿過的一身便服坐在白宮西翼的一個小房間內，那房間的面積大概跟我的第五軍辦公室內的洗手間差不多。隔壁的辦公室地處樓角，寬敞通風。在那間有名的辦公室裡坐著我的新上司——毋寧說是擔任了新職務的老上司——弗蘭克·卡盧奇。他現在是總統的國家安全顧問。這時的白宮靜得可怕，因為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