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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慨。到1988年2月，邁阿密和坦帕的大陪審團已握有諾列加進行毒品交易活動的證據，足以對他進行起訴並定罪。當時，喬治·布什副總統曾告訴我決不能和他談交易而放棄起訴，讓他逍遙法外。
我那時是國家安全顧問，對一場起訴一個“友好國家首腦”是否明智的爭論只能進行調解。我們已陷入左右為難的困境。政府已准許進行起訴，但我們仍在給諾列加報酬，禁毒局甚至還給他一封嘉獎信。政府終於對諾列加採取了清楚明確的立場。所有美國機構都不能用他。他不能在受到刑事起訴的情況下，同時還在美國機構供職。
在起訴之後，巴拿馬人民以為美國隨時準備幫助他們除掉這個邪惡的獨裁暴君，於是紛紛擁上街頭，進行反諾列加的遊行示威。諾列加的反應是甩掉另一個傀儡總統埃裡克·德爾瓦萊，以教育部部長曼努埃爾·索里斯·帕爾馬取而代之。此時，喬治·舒爾茨主張採取積極行動，包括進行軍事幹預來除掉諾列加。國防部長弗蘭克·卡盧奇和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比爾·克勞海軍上將都不同意。他們認為，諾列加儘管可惡之極，但我們不能無端地動用美軍來除掉他。這點可能會使某些人吃驚，實際上軍方未必贊成以武力來達到政治目的，除非萬不得已。知識界儘可以說我們必須“有所作為”，外交官可以接連不斷地發出外交照會。但是，到頭來，帶回運屍袋並不得不向死者雙親說明原因的是軍方。里根總統確實從來沒有考慮過在沒有遭到直接挑釁的情況下入侵巴拿馬。他認為，美國應當避免讓人看成是橫行霸道的“外國佬”，不能因為我們不喜歡巴拿馬人處理內部事務的方式就悍然入侵巴拿馬。況且，那裡還沒有嚴重的共產黨威脅的隱患。
我仔細想過，如果我們捲入巴拿馬事務，除掉諾列加也解決不了問題。他的權力基礎是巴拿馬國防軍。當我們搞掉了諾列加，就會有另一個巴拿馬國防軍的歹徒起而代之。何況迄今為止，我們還沒有找到一個白馬王子，可以取代諾列加和他的心腹部下。作為國家安全顧問，我開過好幾次政策審議小組會，試圖物色一個比諾列加略勝一籌的巴拿馬國防軍軍官，或找到一位能頂住巴拿馬國防軍反對的巴拿馬文職領袖。當時，中央情報局的情報活動負責人告訴我說，該局已找到一個救世主，一位誠實的反諾列加的自由主義者，他或許能幫助推翻獨裁者。這位楷模人物是誰？我要知道。我被告知，他就是當時與諾列加不和的巴拿馬駐以色列大使兼武官——愛德華多·埃雷拉·哈桑。
中央情報局偷偷地將哈桑帶出特拉維夫並送到華盛頓。我在白宮辦公室會見了他。他原來是一個大方、可愛和精明的人。哈桑談起諾列加的劣跡頭頭是道，儘管他說話時老是“我……我……我”的口吃。然而，在他的談吐中沒有提及“自由”和“民主”的字眼。我的結論是哈桑是又一個諾列加，只是更圓滑一些。哈桑返回以色列，但諾列加已風聞他的美國之行並撤了他的職。中央情報局把他弄回美國，給他幫助以便日後可能有用。
隨著里根時代在1989年1月宣告結束，布什總統接下了諾列加問題。諾列加這個暴君繼續表現出他對民主的蔑視，用暴力對待政治上的反對派並實施大規模的政治逮捕，他中止了1989年5月的選舉，因為他的反對者吉列爾莫·恩達拉看來要當選；諾列加還指使他的巴拿馬國防軍暴徒們在美國電視攝像機的鏡頭前對恩達拉的副總統候選人大打出手。1989年秋天，在我當上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的時候，搞掉諾列加並由民主政府取而代之，已成為布什政府越來越重視的課題，而布什總統本人對這個獨裁者的憎惡程度絲毫未減。
10月3日凌晨兩三點鐘，馬克斯·瑟曼正如已答應的那樣，在湯姆·凱利早先預報之後向我作了較全面的彙報。他說，起義是由一個巴拿馬國防軍軍官莫伊塞斯·吉羅爾迪·維加少校策劃的，並打算在大約6小時後，也就是那天上午8點半開始行動。
“我們掌握了有關吉羅爾迪的哪些情況？”我問瑟曼，“他有沒有什麼盟友？有沒有什麼部隊支援他？他對我們有什麼要求？”
“我們對他一無所知。”瑟曼說。至於他的動機，吉羅爾迪似乎是代表著拿不到軍餉的憤憤不滿的巴拿馬國防軍士兵。他搞的政變與其說是為民主而戰，不如說是為了發洩職業上的不滿情緒。他還沒有要求我們提供什麼東西。
“我們是不是會把一個諾列加換成另一個諾列加？”我問瑟曼。
“可能的。”他回答說，這是個極難搞清楚的問題，因為我們掌握的資訊極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