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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周之後，杜伯斯坦終於把原因告訴了我。這樣，我也就成了白宮中6個得悉這個秘密的人之一。如今，全世界都知道了，南希·里根在決定總統應當在何時何地處理美國的事情時一定要聽一位占星家的意見。而這位名叫瓊·奎格利的加州占星者斷定，下午1點45分時的星象最適於簽署中程核力量條約。
南希·里根迷信占星術與總統本人身上那種類似神秘主義的東西是完全一致的。蘇聯切爾諾貝利發生的事情對他有很大影響。如果蘇聯一座核電站發生的一次事故能將有毒的輻射傳播到世界上那麼大的一片地方，核武器又將如何？總統瞭解到，切爾諾貝利這個名字是從俄文中表示“苦艾”的那個字演變來的。由於苦艾味苦，所以《聖經》上以這個字作為敵意的象徵。總統的思路從切爾諾貝利引申到苦艾，從苦艾引申到敵意，從敵意引申到世界末日的善惡決戰。他對我們說，那個城市發生的事情是上帝對人類發出的警告。
12月7日那一天，戈爾巴喬夫的飛機降落在華盛頓。我們分毫不差地執行著事先制定好的計劃：總書記到達白宮南草坪；在橢圓形辦公室同總統進行短時間的單獨會談；里根急不可待地贈送袖釦，戈爾巴喬夫只說了聲“謝謝”就裝進了衣袋。然後，兩位領導人帶著他們的代表團進入東廳，舉行中程核力量條約簽字儀式。里根總統說：“‘控制軍備’這個詞被‘裁減軍備’所代替，這在歷史上還是第一次。”我們把加了皮套的兩份文字擺好，藍皮的是給美國的，紅皮的是給蘇聯的。里根和戈爾巴喬夫在上面簽了字，時間剛好是下午1點45分多一點。
儀式結束後，現在該是討論實質性問題的時候了。戈爾巴喬夫仍然想阻撓“戰略防禦計劃”的實施，他還想為他的國家爭取經濟援助。我們則希望蘇聯撤出阿富汗，希望給猶太人以離開蘇聯的自由。我原安排讓兩位首腦及其主要助手於下午2時30分在橢圓形辦公室會談。但是國務院希望讓許多人——既有美國人也有蘇聯人——參加會談，所以到最後一刻，舒爾茨要求把會談挪到大得多的內閣會議廳舉行。我的直覺不安起來。突然改變計劃會使羅納德·里根的競技狀態受到影響。但我遷就了舒爾茨，這可是個不明智的決定。
此時，內閣會議廳內已是座無虛席。大家坐好之後，總統請他的客人戈爾巴喬夫先講話。當這位蘇聯領導人照著手寫的講稿講話的時候，我開始記下我的印象：“聰明。頭腦靈活。不繞大圈。很有分量。很實在。充滿活力。精彩的發言。”戈爾巴喬夫滿口“多彈頭重返大氣層運載工具”、“低平彈道”以及SS…12、SS…13、SS…18、SS…24導彈的投擲重量等字眼，就好像他是軍備控制和裁軍署的一個學者。講著講著，戈爾巴喬夫說了這麼一段話：“我知道你們準備在阿肯色州派恩布拉夫的工廠裡生產新式化學武器。”他甚至知道這些武器將用155毫米炮彈來發射。這種事連我也不知道。總統不動聲色、表情愉快地聽著。突然，他打斷戈爾巴喬夫說，他有個故事要講給大家聽。我們知道他的資料卡片上記著許多俄國笑話，這些笑話大都是美國駐莫斯科使館為他提供的。戈爾巴喬夫停下來讓他講。
“一位美國教授要到蘇聯去。他叫了一輛計程車去機場，”總統開始講故事了，“那計程車司機原來是個學生。教授問他：”你畢業之後想做什麼呀？‘那司機說：“不知道，我還沒決定呢？’”
“到了蘇聯之後，教授又叫了一輛計程車從機場去莫斯科，”總統和藹可親地繼續往下講，“在車上他又同蘇聯司機攀談起來。那司機也是個學生。於是教授便問他畢業後想幹什麼。‘不知道。’司機說，‘人家還沒告訴我哩。’這就是我們之間的根本差別。”
聽他講完這個故事，在場的美國人恨不能鑽到桌子底下去，而戈爾巴喬夫則眼睛盯著前方，臉上毫無表情。這是他同總統的第三次會談，到這時他對里根的風格也有所瞭解了。他顯然認為，得到他希望得到的東西要比為這種事生氣更重要。於是，他又繼續他的講話，就好像剛才他什麼也沒聽到似的。
總統接下來的表現進一步暴露出他的準備不足。談到外交問題時，他轉向舒爾茨說：“唔，喬治，在這方面你可能有話要說。”談到軍事問題時，他又轉向卡盧奇說：“弗蘭克，我相信你會願意談談這個問題。”
會談結束後，我們這方面的人回到橢圓形辦公室。喬治·舒爾茨大膽地說出了該說的話：“總統先生，這太糟糕了。這個人不好對付，他是有備而來。您不能只是坐在那裡講笑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