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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了。我們越是覺得自己的盾牌保險，我們所需要的劍就越是可以小一些。設計戰略防禦計劃盾牌的目的不是為了消滅人，而是為了保護人。
總統喜歡這個盾牌的形象，儘管它有點誇張。戰略防禦計劃的實際戰略威力在於，雖說它不可能阻止敵方全部導彈來襲，但是它能摧毀相當多的導彈，使蘇聯人不能確保他們一定能進行毀滅性的核打擊。這樣，戰略防禦計劃就會使繼續擴充核力量變得沒有意義。里根曾建議同蘇聯人分享戰略防禦計劃技術，但他們從未相信這種表示是真誠的。連我們自己的許多制定計劃的人也不相信里根真想這樣做，儘管我知道他是出於真心。總統認為，只有蘇聯人覺得自己也安全的時候，他們才會把自己的核劍截短。這正是這個人有遠見的地方。但是，戈爾巴喬夫的立場是，造導彈要比建造複雜的盾牌省錢，因此蘇聯人可以不停地增加導彈，使之超過我們所建造的不論多麼強大的防禦設施。這個論點忽略了平衡經濟學的原理。我們擁有選擇任何一條道路的財力，搞戰略防禦計劃可以，多造導彈也可以，而蘇聯人在經濟上就承受不了。在1986年的雷克雅未克首腦會議上，戈爾巴喬夫表示，如果我們放棄戰略防禦計劃，他可以銷燬蘇聯很大一部分核武器。這表明，雖然他嘴上說不予理會，但實際上是害怕這種新技術的。我們知道他12月來華盛頓時仍然會反對戰略防禦計劃。我們也知道，里根會堅持這項計劃。
戈爾巴喬夫到來的幾天之前，我有一次正向總統彙報首腦會晤議程時，他打斷了我的話，讓我看兩個小盒子。他開啟小盒，微笑著把兩副金袖釦送到我面前。那袖釦的圖案是一些正在鑄劍為犁的小人兒。像他的許多新奇玩意兒一樣，這兩副袖釦是加州的一位好友送給他的。總統要在戈爾巴喬夫到來的那天戴上一副，再在他們於橢圓形辦公室舉行單獨會談時把另一副送給這位蘇聯領導人。我指出，我認為俄國人不會戴法國袖釦。但他卻執意要這樣做。這一天以及其後的幾天，我們要做許多準備工作（因為戈爾巴喬夫是個精明的人）。可是，我每次走進總統辦公室向他彙報有關首腦會談的問題，他都要提起袖釦的事。他知道裁軍和經濟問題最終總是要解決的。但是他也想有一些能把要解決這些問題的兩個人聯絡起來的個人的象徵物。
離首腦會晤只有幾天了，我要求蘇聯大使尤里·杜比寧儘快到我辦公室來一下。我有一個難題，他也有一個難題。當我解釋我的難題的時候，身材高大、滿頭白髮、通常很友善的杜比寧顯得有些狼狽，腦門上閃著亮晶晶的汗珠。我對他說，里根夫人很生氣，她邀請蘇聯首腦的夫人賴莎·戈爾巴喬夫一道喝茶、共進午餐或者做她所喜歡做的任何別的事情，但是，在我們的人多次詢問之後，仍然聽不到迴音。既不接受也不拒絕，甚至連一句表示接到了邀請的話都沒有。與我共同負責安排這次首腦會晤的白宮聯絡處主任湯姆·格里斯科姆是個講話風趣而乾脆的人。他說：“難道這是牲口棚，讓兩位第一夫人爭食吃嗎？”我知道里根夫人是說一不二的，於是我就告訴杜比寧，如果她不能很快得到簡單而有禮貌的答覆，我們就會把一次誠摯的首腦會晤搞砸了。
“科林，”杜比寧邊說邊不安地移動著身子，“這件事很微妙。戈爾巴喬夫夫人她……”他的話說到一半又咽了回去。我對那些難侍候的第一夫人太瞭解了。不過，我還是對他說：“如果你們不想因為這類愚蠢的事情而把這次首腦會晤弄糟，那就快行動吧。你為什麼不動用你們克格勃的傳真機，快些給我們答覆呢？”24小時後，我們接到了賴莎·戈爾巴喬夫的回電，說她接受邀請，同意來喝茶。用蘇聯的標準來衡量，這麼快做出決定可以稱得上是光速了。
是的，我對固執己見的第一夫人確有瞭解，但對我來說還是有可學的東西。我和我的工作人員設計了一個第一天的條約簽字儀式，為的是使首腦會晤能有一個引人注目的開端。我們定的時間是上午11點。白宮辦公廳副主任肯·杜伯斯坦是個來自布魯克林的年輕人，他精力充沛，政治上很精明。我把擬定的時間表送給杜伯斯坦，他後來打電話給我說，簽字儀式必須在下午1點45分舉行。我說，這辦不到，那會把整個這一天的安排打亂。但杜伯斯坦重複說，一定要在下午1點45分舉行。我對他說也許可以改在11點半，最遲12點。杜伯斯坦堅持要在下午1點45分。他的態度很武斷，完全不像他的為人。於是我說：“肯尼，1點45分這個時間到底有什麼特別之處？”他不肯直截了當地回答我，但是也不讓步。我們只好把時間表全部打亂，以滿足這個莫名其妙的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