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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一段奇特的插曲。幾個月前，尼克松總統因水門醜聞剛剛辭職，正巧我趕回家時，尼克松的後任G·福特總統赦免了尼克松。關於水門事件，我記得當我決定不留在政府而到韓國去赴任時說的那句話：這一切都會一陣風吹過去的。
國家軍事學院要到1975年8月才開學，因此我被臨時派到五角大樓工作。我本想在這兒原地踏步消磨掉這9個月，可是負責人事、後備役和後勤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威廉·布萊姆卻另有想法。我剛一走進門就聽他說：“鮑威爾中校，我們在國會遇到了難題。我們需要對軍方的兵員需求作出年度預測報告，過去幾年我們一直不能按時完成。我不管你怎麼做，你的任務是要及時交給我一份預測報告。”
我生來第一次開始和五角大樓的職業文官們共事，上司是歐文·格林伯格，一個真正的內行。遞交給國會的報告必須包括每一軍種所需的兵員情況，因此如何把4個軍種的材料蒐集上來，對我來說是一項新的挑戰，當然這對於其他人來說已是駕輕就熟的事了。隨著工作的啟動，我發現空軍的反應最快，作為最年輕的軍種又習慣於超音速，這並不令人意外。海軍陸戰隊編制最小，對每一個編制員額都斤斤計較，好像打仗一樣。寸土必爭，一步不讓。海軍最為謹慎，儘量不暴露自己的意圖。陸軍的表現呢？實實在在，靠得住，但不那麼富於想像力。
直接體驗軍種間的競爭對於我來說是上了重要的一課。有朝一日處理各軍種間爭權奪利的事情可能成為我的本職工作。初次接觸便使我認識了這個永久的自相矛盾的真理：軍種間的競爭既能產生摩擦因而降低其效能，也能突出其特色因而提高其效能。不論是當時、還是現在以至於未來，處理這種問題的辦法是要維持恰當的平衡。
那幾個月裡，我像狗一樣不知疲倦地工作，我的頂頭上司約翰·布林克霍夫也一樣，他和我修改了一稿又一稿，最後終於提前向國會呈上報告。這對我來說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這樣我就可以去國家軍事學院學習了。
上國家軍事學院之所以令我高興，一是因為這是關乎我前途的大事，二是我不需要搬家。我家還繼續住在戴爾鎮，我每天乘車去麥克奈爾堡那座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華盛頓軍火庫。國家軍事學院所佔據的這座1907年建造的建築物帶著一種威嚴。進了寬大的正門，就來到用大理石建造的三層圓形建築中央，四周是有欄杆的圓形長廊，屋頂距地面80英尺高，是用西班牙磚色建成的圓形拱頂。整個樓裡有一種類似林肯紀念堂般的肅穆氣氛。刺殺林肯的密謀者就是在附近被處絞刑的，據說他們當中一個名叫瑪麗·薩拉特的鬼魂經常遊蕩在附近一座建築裡。
在軍事學院裡，我們無須回答多項選擇那類機械的問題。事實上，我們不必參加考試。歷史、政治、外交和軍事理論等課程的目的是促進與開發學員的智力，而不是教他們掌握技術材料。上午，我在酷似19世紀油畫上的醫學院那種半圓形階梯教室裡聽課。講課的老師都是外交家、學者、軍種指揮官、作家等各方面的權威。他們向我們介紹偉大的軍事思想家和他們的思想，其中有馬漢的海權論，杜黑的空中力量制勝論，克勞塞維茨的戰爭論。下午，我們上選修課，課程有未來學，媒體對國家安全的影響，以及激進派意識形態等。
這段時間在國家軍事學院學習，時機很好。越南戰爭結束之後的內省（探究什麼地方出了錯）產生了活躍的研究氣氛。有一位老師把我的眼界提高了好幾個檔次，他就是海軍少校哈倫·厄爾曼，他講授軍事戰略。在這之前，我只接觸過實幹家，他們中幾乎沒有誰同時又能算是真正的知識分子。厄爾曼是個奇才，集穿軍裝的學者、海上作戰部隊指揮官於一身，他擁有一個我所遇到過的最優秀、最有思想的好腦筋。厄爾曼和他的同事們使我把自己的一孔之見與相互聯絡著的歷史、文化和戰爭政治的全景銜接起來。
那位博學的普魯士人K·克勞塞維茨使我頓開茅塞。他在我出生前106年寫的《戰爭論》，像從久遠的過去射來的一束曙光，仍然照耀著解決當今軍事難題的道路。克勞塞維茨寫道：“任何人，或者說任何神志正常的人如果不知道用戰爭要達到什麼目的並如何達到目的，那麼就不能發動戰爭或不應該發動戰爭。”① 越南戰爭的第一大錯誤正在於此。接下來便是克勞塞維茨的第二條原則：必須由政治領袖來確定戰爭的目標，由軍隊來完成這些目標。越南戰爭中，政治領袖和軍隊都希望對方提出戰爭目標，而雙方都未能提出任何目標。最後一條，戰爭必須得到人民的支援。因為是人民貢獻著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