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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文職領導人最終認識到未來杜絕類似“沙漠一號”行動的必要性甚至比軍事領導人還要早。幾年後，美國國會於1987年不顧國防部的反對，頒佈了一項法律，成立了由一名四星將軍領導的特種作戰司令部，專門負責“沙漠一號”行動所欠缺的那種計劃、協調和監督工作。在恢復巴拿馬民主的“正義事業”行動和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我們會看到這一改革是多麼行之有效。
後來的8個月我繼續為格雷厄姆·克萊特工作。我在五角大樓工作期間的所有上司——凱斯特、鄧肯和克萊特——我全都喜歡和欽佩。因此，當1980年的選舉日臨近的時候，我的心情很複雜。在1976年的時候，我是支援卡特的，這一次卻不能了。兩位數的通貨膨脹和美國人在伊朗被扣做人質的丟臉事件，使卡特政府的形象受到很大損害。“沙漠一號”行動在軍事上和心理上都是一個災難。應當承認，國內安全狀況還不算太壞。在哈羅德·布朗主持下，幾乎所有武器系統的研製工作都已開始，到海灣戰爭爆發時這些系統業已成熟。這項開拓性工作的很重要一部分功勞應當記在布朗的一位下屬、國防研究和工程署署長威廉·佩裡的頭上。佩裡自己後來當上了國防部長。但是，總的來說，卡特主持下的白宮的搖擺性不能使軍界感到安心。放棄B…1轟炸機是明智的，但是其他一些削減力量的措施卻造成了巨大的損害，以致陸軍參謀長邁耶將軍前往國會去抱怨陸軍已經成了“空架子”，從而使里根那一派得到了一個有力的競選題目。卡特撤銷了裁軍計劃，開始加強國防力量，但是已經太晚了。蘇聯1979年12月入侵阿富汗，這件事表明卡特政府期望會有一個東西方關係和諧、使我們可以放鬆防務的時代到來，是多麼的天真！
在我看來，軍士長羅伊·P·貝納維德斯所受到的待遇足以說明這一時期對軍人是多麼不重視。貝納維德斯由於在越南作戰勇敢而榮獲了陸軍二級最高獎賞——傑出服務十字勳章。1968年他在越南服役期間一人救了8位被困的特種部隊士兵的性命，其間他本人受傷9次。幾年之後，在審查了他的另一些勇敢作戰的證據之後，給貝納維德斯的獎賞又提高了一級，授予他榮譽勳章。按照慣例，這種最高軍事獎章是由總統親自頒發的，這樣做在當時也會提高部隊的自尊心。但是卡特總統卻沒有來把獎章親自掛到貝納維德斯胸前。
1980年11月，我在我的缺席選票上羅納德·里根的名字旁打了個鉤，寄回紐約。我認識一些軍官，他們在總統選舉中是從不投票的，為的是保持自己在政治上的清白，不讓自己對自己的總司令表示任何傾向性。對我來說，這樣做是太過分了。但我也注意到了這一點，因而在投票時沒有一邊倒。我表示自己沒有黨派之見的辦法是在投票時打破黨派界限。
羅納德·里根輕而易舉地當選了。在五角大樓裡我們正在等待著另一個人選的產生，即誰將是下一任國防部長？選舉結束後不久，里根的一個過渡班子來到國防部。軍界中的一些老人告訴過我，這種過渡是可以預料的。獲勝的少壯派分散到各自被分配去的部門，急急忙忙對一些“大跛鴨”（指快要卸任的主要人物——譯者注）作些禮節性拜訪，然後就像躲避麻風病一樣對他們敬而遠之。他們畢竟是反對派。他們失敗了。他們能知道什麼？新來的人總是同那些對部裡工作有意見的人打得火熱。而這些人正等著要對他們講前一屆班子是多麼糟糕。由於這些有怨言的人同那些失敗者合不來，過渡班子就以為他們講得一定有道理。他們很少去想這些有牢騷的人為什麼混得不好。所有的抱怨話都被信以為真。這等於不僅把孩子同洗澡水一起潑出去，而且連澡盆也潑了出去。
里根的人對國防部的第一次衝擊是由國防部過渡小組組長威廉·範·克利夫發起的。克利夫和他那夥人在走廊裡轉來轉去，尋找各種不軌表現和大逆不道行為。他們還迫不及待要了解機密的軍事計劃。他們準備了幾大本有關過渡的材料，裡面記的全是需要解決的問題、需要糾正的缺點以及需要炒魷魚的人。這時，新的國防部長尚未任命，因此，克利夫先生和他手下的人是在一種極其孤立的狀態下工作的。
最後，這另一個人選終於宣佈了，而且這一訊息在五角大樓上下引起了極大的震動。在尼克松政府中任衛生、教育和福利部長期間得到了“大刀卡普”綽號的卡斯珀·溫伯格將出任國防部長。我們彼此安慰著。至少大家公認溫伯格具有管理才能，他同里根關係密切。他的大刀可能使國防部精簡一些人，但同時也會使它更有力、效率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