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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辦公室說了下面這句話時，我真是大吃一驚：“鮑威爾，你乾得很好！我打算寫一份特別報告，看看下次升級可不可以有你一個。”一個挑選少將的委員會即將開會，我雖然在我的同事中只是一個資歷較淺的准將，但若能為我寫一份特別報告，我就有可能早一些得到兩顆星。赫達切克叫來他的副官，一位名叫菲利普·科克爾的上尉，令其起草報告。
最後，特別報告的事終於沒能成功。人事處告訴我們，一個軍官上任至少60天才能得到特別考慮，而我上任還不到60天。不過，我還是很感謝赫達切克的努力。看來這說明，儘管這個人不大好相處，但只要你工作幹得好，他還是會正確對待你的。
看來，不論我家搬到哪裡，我都得充當聖公會的傳教士。我們來到卡森堡後不久，我就四處尋找聖公會教友做禮拜的地方。有人告訴我，聖公會禮拜式於每星期日上午9時在天主教神父的辦公室舉行。其後的那個星期日，當天主教教友們魚貫進入小教堂做彌撒時，我從側面的一個通道走了進去。我們擠進後面的辦公室，那裡已經擺好八張摺疊椅。我們坐了下來，半個小時後聖公會的神父到了，是隨軍牧師隊中的一位中校。他把一本我以前從未見過的《讚美詩集》傳閱了一圈，便開始做彌撒了。兩名婦女彈著吉他為大家伴唱，那歌曲在我聽來更像民歌，而不像贊美詩。我竭盡全力要找到感覺，但是心中卻在懷念早年的宗教。
彌撒結束後，我走到神父面前，做了一番自我介紹。這位神父名叫科林·P·凱利三世，是那位二戰時期的美國英雄的兒子。“凱利神父，我有一個問題，”我說，“這些年您對您的教名是如何發音的？”“科——林，”他說。他的發音帶有愛爾蘭味，英國人認為這是不正確的。他們發成“卡——林”。我解釋說，我小時候是用英式音的，但是在他父親的名字變得家喻戶曉之後，我迫於同伴們的壓力改過來了。接著我又問：“我們為什麼要在一個天主教神父的辦公室裡做禮拜呢？我們為什麼沒有自己的教堂？”他說，聖公會教徒太少了。我建議說，如果我們的地方更好一些，我們可能吸引更多的人來。我知道在我們卡森堡這樣的二次大戰時期的兵營裡，有一些木結構的教堂。“請找一所那樣的教堂吧，神父。”我說。我還請他用些老的曲子，例如《堅固的堡壘就是我們的上帝》等等，來替換民歌似的《活水之歌》。他終於為我們找到了一所教堂，禮拜也做得更有傳統味兒了。
到這時，我們已經有一個孩子離開了家。我們動身來卡森堡前夕，我兒子邁克從弗吉尼亞伯克鎮的萊克·布拉多克中學畢業了。那年夏天，邁克同我們一起來到卡森堡，可是到8月時便離家到弗吉尼亞威廉斯堡的威廉…瑪麗學院讀書去了。我從未試圖要求他選擇什麼生活道路，但我確曾試圖指導他。在過去的一年中，我督促他抓緊學習，以便及時報考大學。我像女教師那樣認真地檢查他的作文。他曾被西點軍校錄取，同時又獲得了威廉…瑪麗學院陸軍後備軍官訓練團4年的獎學金。對我們家的經濟狀況來說，他上這兩個學校中的任何一個都是大好事。但我很高興他選擇了威廉…瑪麗學院。軍事院校名氣大，而且我對他被西點錄取也感到驕傲。不過，我還是覺得，邁克到一所比軍校涉及面更廣的學校去讀書，會為他今後的生活做好更全面的準備。當然，他若投筆從戎，以軍隊為職業，也是有前途的。他老子當年在大學主修地質學，又在後備軍官訓練團被授軍銜，在軍隊裡幹得並不錯啊。
那一年，琳達進入科羅拉多斯普林斯的夏延山中學讀書，這是她3年中讀的第三所中學。她現在正在準備參加全國優秀生獎學金的最後競爭。我們讓11歲的安妮瑪麗到一所天主教學校——波林紀念學校去讀書。我們喜歡修女們對學生們的嚴格管教，不過她們對她那難以管束的天性也無能為力。安妮瑪麗是學校的啦啦隊長，她喜歡滑冰（這肯定不是她的南方媽媽和來自布朗克斯的爸爸的遺傳），還參加了布羅德莫賓館辦的奧林匹克溜冰訓練班，像一隻小天鵝似的在冰上滑來滑去。
阿爾瑪希望在卡森堡也像在以前駐紮過的地方那樣，能積極參加一些社會工作。在華盛頓時她當過軍人家屬協會主席。那個協會為在全球各地調來調去的煩惱的家屬們提供服務，頗受歡迎。例如，一位軍士的妻子可以到在五角大樓內的軍屬協會的辦公室來了解有關她丈夫的下一個駐防地點的學校、醫院、房租以及從氣溫到當地宗教活動等所有情況。在卡森堡，阿爾瑪希望能到駐地醫院去工作，把她以前學的聽力學派上用場。沒想到，其他軍人家屬卻委婉地拒絕參加社會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