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負責平等機會工作，確保種族關係保持在現有的良好狀態。
我還催問塔克修讀中學同等學力課程的情況。他告訴我說：“大多數士兵入伍時就是中學畢業生。”英語作為第二語言的培訓班呢？他耐心地解釋說：“我們已不再招募不講英語的人入伍了。”陸軍變得越來越好，也許不如我們當年激情澎湃時那樣充滿樂趣，但是樂趣並不是軍隊存在的理由。越戰後的改革已經初見成效。陸軍正滿懷新的自豪感和使命感在重建自我。
我愉快地工作在帶兵的崗位上。1977年2月，華盛頓突然來電話要我去。1月20日，新的一屆政府剛剛宣誓就職，大選中我對他們投的是贊成票。我擔任白宮研究員時見過吉米·卡特，他給我留下深刻印象。影響我投票的最主要因素是我相信，經歷過水門事件嚴峻考驗的美國，需要一個新的開端。我是作為紐約市的常住居民缺席投票的，當時沒有參加哪一個政黨，至今也沒有。
我應召赴華盛頓是要接受卡特的國家安全顧問Z·布熱津斯基為選拔國家安全委員會工作人員而組織的面試。我想，又來了，又要我脫離軍旅生活的軌道，而我並不願意這樣做。我先去見約翰·威克姆，他不僅是我的上司，而且在華盛頓那迷宮般的政府機構裡他運作自如。威克姆說：“你去吧，至少你得和他面談。”
我當時所從事的工作是我熱愛的，也是必須做的工作，即再一次證明自己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步兵軍官。我已經順利地從舊式陸軍過渡到新式陸軍，沒有經受太大的文化衝擊。一想到這麼快又要離開，我就很不願意。我在其他部隊工作過，但一○一師，這支充滿傳奇色彩的部隊抓住了我的心。我接過旅指揮權時，被授予一枚特別的硬幣，這是一○一師的又一傳統。無論何時，本師的任何一個人發出挑戰，要求你出示這枚硬幣時，你必須當即出示，否則你就要請對方喝酒。從沒有人能對我挑戰成功。從當旅長起一直到我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那枚硬幣無時無刻不放在我的錢夾子裡。
坦率地說，我當時希望在旅長任期滿後能擔任一○一空降師參謀長一職。那樣，我可以在為英明的威克姆將軍工作中學到更多的帶兵打仗的知識。可是現在我要去華盛頓了，但是我仍希望能逃避權力圈子的漩渦，留在一○一師。
幾天之後，我又回到了早已熟悉的環境，老行政辦公大樓，在這裡我曾在管理與預算局擔任過白宮研究員。老行政大樓內的走廊裡豎著一排立柱，到處都靜悄悄的，給人一種寧靜莊重之感，連牆壁裡都浸透著歷史。第二次世界大戰初期，這裡是國務院和陸軍部所在地，後者直到五角大樓建成後才遷走。這一天我讓老行政大樓裡著裝嚴格的工作人員們開一開眼，看看我這個腳登跳傘靴，身穿綠色夾克衣褲的陸軍上校的樣子。我是有意要表明自己的態度，我是一○一師的一名旅長，願意留在現任崗位上。你們找錯了人。我沿著寬敞的弧形樓梯來到三樓的國家安全委員會，被引進一間裝飾考究的19世紀風格的辦公室，在那兒見到了布熱津斯基博士。他臉形帶有典型的斯拉夫人特徵，神態嚴肅。和他在一起的有他的副手戴維·阿倫。布熱津斯基請我坐下，我便雙腳平踏地面坐下，腳上的一雙跳傘靴很顯眼。
布熱津斯基先表明他對我過去的表現，尤其是當白宮研究員時的情況瞭如指掌，這讓我感到意外。然後他便進入正題說：“我們正在找一位熟悉在這個層次工作的軍人。坦率地講，我們希望由你來負責國家安全委員會防務計劃工作。”
聽起來，這簡直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我對他說我不勝榮幸，但我對這個工作不感興趣。我說：“我現職任期還不到一半，我真的不想離開坎貝爾堡。您所描述的這個工作不適合我。我對它一無所知。”
沒想到我的推辭不僅沒有像冷水一樣把布熱津斯基的熱情澆下去，反而使他更加猛追不捨。“這恰恰正是我們所需要的，”他說，“我們需要的不是學者，而是能給我們帶來新思想的人。”
我繼續推辭說：“我仍願留在部隊裡。”
這時，阿倫的表情和他所提出的一連串問題似乎在說：這個腳登戰鬥靴的人到這裡究竟幹什麼來了？他不是說他不想接受這個工作嗎？索性別在他身上浪費時間了。可是，我的推辭進一步激起布熱津斯基的熱情。有人對白宮權力發出的誘人的召喚竟然無動於衷，對此他似乎感到很有趣。最後他說：“我們暫時談到這兒。等到你的任職期臨近期滿時，咱們再談。到那時給你的也許不是今天談的這個工作，但是我們會要你來的。”
我剛要起身離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