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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不敢信以為真。父親把紙袋抱到臥室，將一堆10美元一張和20美元一張的鈔票倒到他床上，足足1萬美元，比3年的工資還多。他讓我幫忙點鈔票。這筆錢不能存銀行，不能讓任何人知道。我媽媽怕稅務局的人來，又怕小偷在什麼時候溜進門，我們把鈔票分散藏在家裡各個地方。
就這樣，鮑威爾家在紐約昆斯區的霍利斯小區買下了埃爾邁拉大道183—68號的房子，花了17500美元。那是一幢3居室平房。住宅區內的街坊處在變動之中，經常一些白人遷出去，黑人搬進來。我們這房子原先的房主是猶太人，姓威納，他就是搬走的幾家白人之一。我們覺得這裡環境挺美，而且霍利斯小區還表示一定的身份，比昆斯區牙買加小區高一等，只比聖阿爾班斯小區低一點。對於中產階級黑人來說，霍利斯是又一個黃金海岸。我們的新房子牆外的常青藤，保養得不錯，住起來舒適，在裝修過的地下室還有一間家庭娛樂室和酒吧。爸爸如今是房產所有者了，整天熱心地修剪他門口那塊巴掌大的草坪和幾棵果樹。盧瑟·鮑威爾進入了紳士階級行列。
可是，有了房子，卻讓媽媽擔心受怕。她老是為支付購房抵押貸款利息的事犯愁。她不停地嘮叨著她在“香蕉凱利”的那些老朋友怎樣怎樣啦。幾個月後的一天，父親來找我，幾乎眼淚汪汪地說：“我怕我們住不下去了。你媽忍受不了孤單。我怕她熬不過這一冬。”兩年之後，媽媽才克服了她的恐懼，明白了貸款利息能夠承受，不再往南布朗克斯跑了。
這時，我天天從昆斯區乘地鐵上學，跟一位同路的女同學開始了我第一次當真的浪漫史。我們一起從校園乘A路車，然後我換車回昆斯區，她換車去布魯克林。我帶她回家見過我父母，他們對她客客氣氣，但有保留意見。
我在學校裡的主要興趣仍然是後備軍官訓練團和“潘興步槍會”。地質學雖處於次要地位，但我很喜歡野外考察。我們到老遠的地方，在向斜和背斜的地形上爬來爬去，然後要畫圖，標出向斜和背斜的圖形。如果在這裡見到一道背斜，就應當能夠預測到在另一處有一道相對應的向斜。當我的估計證明是正確時，我非常高興。地質學還讓我有機會向一些沒有上大學的朋友賣弄自己的學問。“你們知道嗎，哈得孫其實不是河。”“你胡謅什麼呀？大學生，蠢貨。人人都知道哈得孫河是一條河。”這時，我就講解說，哈得孫是“沉降”河，由入海口直到波基普西附近為止的河道都是地面下沉而形成的。冰河期這段河床下沉，大西洋海水倒灌入內陸，因此，哈得孫河下游實際上是鹹水灣。我驕傲地講解冰河期地面下沉有多遠，越過現在的昆斯區，直到希爾賽德大道為止。所以你們可以看到沿這條線地面呈大斜坡走向，直到聖阿爾班斯和昆斯區牙買加小區，如此等等。我在一門地質學課程考試中驚喜地獲得一個“優”，最後本科畢業時得到3個“優”。
大學三年級時，我被後備軍官訓練團高階班錄取，每個月可領到27。9美元的津貼。我的崇拜偶像仍然是羅納德·布魯克斯。他在大學頭兩年就當上了學員小隊長。我後來也當上了小隊長。在高階班，他當上了學員營長。我後來也在高階班當上了營長。他當過佇列教練，我後來也當了佇列教練。他擔任過“潘興步槍會”的納新官，我在三年級也擔任了納新官。這時，我想改變一下爭取新會員的做法。我向弟兄們說，如果我們只靠髒電影爭取新會員，那是錯誤的，儘管別的社團都這麼幹。我們的優勢何在？讓我們想個新點子吧。例如，可以讓新同學看看我們活動的錄影，看看我們操練比賽的錄影，讓他們瞭解我們是幹些什麼。
紐約市立學院為了讓大部分是走讀的學生有一個社交場所，在阿姆斯特丹路提供了一座房屋，我們“潘興步槍會”在那裡的地下室有一間活動站。我叫弟兄們出去，等新生在別的活動站看完色情電影興奮之餘，把他們從街上招呼到我們的活動站來，看看我們“潘興步槍會”的電影。我這一步是冒風險的。一任納新官的政績如何是容易衡量的，就看你吸收的新會員比前任是增加了，還是減少了。在做了這一新嘗試之後，我焦急地等待著新生做出選擇。結果，“潘興步槍會”吸收到的新會員空前的多。這是我歷程中的一個重要時刻，雖然是小事一樁，但它第一次表明我是有能力左右事件的結局的。
這一年我們吸收的新會員中有個名叫安東尼奧·託尼·馬弗魯迪斯的學生，他是希臘裔美國人，家也住在昆斯區，熟悉生活甘苦，充滿生氣，是塊未經琢磨的金剛石，他加入後備軍官訓練團和“潘興步槍會”，決定了他一生的命運。我愛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