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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為了團體，不惜赴湯蹈火。如果說這一切都體現出當兵的意義，那麼，我當時就是心甘情願地要成為一名軍人。
剛上大學，我在週末和聖誕節期間還常常去西克塞爾商店打工。第一學年結束後，我想在暑假期間找一個報酬高一點的工作，所以，參加了國際搬運工人工會，成了其第812分會的一員。但暑假開始時，我先是在哈萊姆一個傢俱廠打工，給櫥櫃釘合葉。父親看見我天天早上去打工掙錢，心裡挺高興。但沒有過3個星期，我告訴他，我決定不幹了。他不高興地說：“剛剛3個星期就不幹了？你怎麼跟老闆交代？”我向父親解釋，我可以天天早上到搬運工會去排隊等候分配工作，那裡掙的錢會多些。我從父親的眼神看出來，他心裡說：等候分配工作？這孩子居然想等候分配工作。我編造了向傢俱廠辭職的理由，為了避免尷尬，讓一個朋友去傢俱廠代我領了最後一筆工錢。
我天天到搬運工人工會大廳排隊，分配到的工作通常是給運送軟飲料的卡車司機當助手，掙的錢確實多一些。一天，工會代理人宣佈，有一個比較固定的活兒，不必天天到此排隊等候分配，是給長島市百事可樂裝瓶廠當勤雜工，問誰願意幹？白人都不舉手。雖然我不清楚裝瓶廠勤雜工要幹些什麼活，我還是要了這份差事。我到裝瓶廠報到，他們給了我一個拖把，這是世世代代黑人工人幹過的活。我看到，所有的勤雜工全是黑人，而在裝瓶機上工作的都是白人。我拿起了拖把，心想只要一星期能掙到65美元，我就認了。我認真地擦地板，把它擦得閃亮發光。這工作的技巧不難，我很快就掌握了。要左右來回擦，不要前後來回擦，否則會累斷腰。這是一件苦活，每天總有50次百事可樂瓶子從吊叉上掉下來摔碎，弄得滿地板都是黏糊糊的蘇打水。
暑期結束，工頭對我說：“小夥子，你擦得非常好。”
“你們給了我許多學習的機會。”我回答。
“明年夏天再來，”他說，“我要給你一份工作。”可是拖地板的活我不想幹啦，我說我想上裝瓶機工作。第二年暑期，他真讓我上了裝瓶機。到暑期末，我當上了副領班。這段經歷給我上了寶貴的一課：所有的工作都是光榮的，任何時候都要盡力而為，因為總有人在盯著你。
1955年秋天，我返回學校。當時是走讀，天天從凱利大街搭公共汽車上學。我儘管不是城市學專家，也看到了這一帶老街區狀況日益惡化。這正是紐約最老的故事的最後一章：原有的住戶錢多一點了，就搬出去，而搬進來的是更窮的人。一些猶太人家庭當時是從下東區老公寓樓搬到了南布朗克斯，這時又搬家到郊區。貧窮的波多黎各人搬進了猶太人騰出的老房子。亨茨波因特這一帶的房子從來也不曾有過漂亮陽臺和常青藤，如今更糟了，從打群架發展到武鬥，從用小水果刀發展到用彈簧刀，從用土槍發展到用真正的槍支，從吸大麻發展到吸海洛因。有一天，我從學校回家時，發現我認識的一個小夥子因服海洛因過量死在過道上。他不是最後一個。幸好，我始終避開了吸毒。我從來沒有吸過大麻，從來不曾有過毒癮，事實上從來沒有試過任何毒品。道理很簡單：倘若我吸毒，家裡人會宰了我。
有錢人家不斷遷走，這一帶的房屋也就開始破破爛爛，有的甚至成了無主房。房主們不願繼續為修繕而賠錢，就棄屋而去。我家住的凱利大街952號後來也被房主放棄，然後被燒燬，最後被拆掉了。不過那是我家搬走以後的事。在我們搬家之前，親戚們一見面就先問：“你們什麼時候搬家？”勞麗斯姨媽先搬到布朗克斯北沿。布拉什教母也搬了。多特姨媽已經住在昆斯區。鮑威爾一傢什麼時候搬遷呢？
我們這樣的公寓住戶都夢想著有朝一日能住上屬於自己的房子。我家的人開始在北布朗克斯和昆斯區物色房子。一個星期天又一個星期天，我們在比較理想的黑人居住區奔走。可是房價高得驚人，要1。5萬到2萬美元，而父母的每週收入加在一起才100美元左右。週末奔走的結果常常是房產代理商對我們厭煩得要命，我姐姐難過得流淚。
我父親還在做彩票夢。他從報攤上買彩票書，研究排列組合。他常常和貝麗爾姑媽一起買彩票，通常是一次買25分錢的。有一個星期六，父親夜裡夢見一個數字，第二天上午在聖瑪格麗特教堂的頌歌板上恰好又看見了同一個數字。這準是上帝開恩，該著盧瑟·鮑威爾走運。父親和姑媽湊足了25美元，把錢押在這個數字上。這次居然中彩了。
我至今還記得，當彩票承辦人把那幾個棕色紙袋送到我家的時候，全家又驚又喜，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