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搏，這使我35年來獲益匪淺。美國兵好勝心強，他們希望自己是得勝隊伍的一員。只要他們認為目標是有價值的，他們願意讓自己的領導者對他們高標準嚴要求，驅使他們竭盡全力。他們尊敬這樣的領導人。在按高標準逼他們賣力時，他們會不斷髮牢騷，會罵娘說不如換個輕鬆一點的地方。但到頭來，他們總還是問：“我們該怎麼做？”
我還懂得了，士兵們有問題來找你，說明他們相信你。即使是上面說到的那個18歲小夥子一下子愛上兩個女人，他也是相信我才來找我。領導者的責任就是解決問題。倘若士兵們有問題不來找你，那就說明你失去了對他們的領導。他們準是不再相信你能幫助他們，或是斷定你不關心他們。這都是領導人的失敗。
我們當時的營副雷蒙德·巴雷特少校，綽號“紅臉”，是我的又一位恩師。他的妻子瑪姬也經常關心照顧我們這些年輕軍官。有一天深夜，“紅臉”在軍官俱樂部酒吧向我們講述了部隊領導人不能高枕無憂的道理：“晚上你上床睡覺時，一切平安無事。部隊生氣勃勃，人人盡職盡責，你覺得自己幹得蠻好。可是第二天清早你一覺醒來，忽然發現半夜裡人人睡大覺的時候，他媽的出了大亂子。會出亂子的，你們這些傢伙明白嗎？出了亂子，你作為領導者只好一切從頭重來。”我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以後，耳邊還常常回響著“紅臉”的教誨。
我一回想起當年開導過我的那些軍官，心裡總是熱乎乎的。巴雷特少校、米勒上尉、布萊克斯托克上尉、沃森上尉，以及路易塞爾上尉，他們都教導我要熱愛軍人生活，要關心和照顧我們計程車兵。他們還把軍人生活中的輕鬆樂趣傳給了我們。工作要認真，但是別把自己弄得嚴肅過分。該輕鬆時就放輕鬆些。我們的軍官俱樂部坐落在金齊希河谷上方一個小山頭上，那是我們社交生活的中心。晚上，年輕的尉官們常聚集在那兒的酒吧，酒吧掌櫃弗裡德爾請我們喝“勒文布魯”牌啤酒，這時老上尉們就擺龍門陣，講戰爭故事，講傳奇事蹟。晚餐之後再進點飲料，然後開著“大眾”牌汽車下山回營。
在沒人管的日子，我們玩“7—14—21”飲酒遊戲：每個人輪流擲5粒骰子，只數其中的“一點”。誰先擲到第7個“一點”，就可以要一份12盎司的雞尾酒。由弗裡德爾對波旁酒、蘇格蘭威士忌、杜松子酒、白蘭地和薄荷酒，調製成綠色的液體。他對酒的時候，遊戲繼續進行。誰先擲到第14個“一點”，就該誰付這份酒錢。最後，誰先擲出第21個“一點”，就受罰，要一口氣咕咕咚咚地把弗裡德爾對好的那份烈酒灌進肚裡。有一天晚上，我一連擲出了3次21個“一點”。平時社交場合我只抿一小口酒，可是那晚上不能不受罰，只好灌進3杯烈酒。灌完第3杯，我就不省人事了。別人把我抬回床上，偏巧凌晨兩點鐘來了一次緊急集合。別人把我綁在吉普車後排坐位上，才沒倒下。我這個排長當時腦子麻木，跟死人差不多，總算謝天謝地，俄國人沒有在那天夜裡衝過富爾達峽谷。
對美國黑人士兵，尤其是美國南方來的黑人士兵來說，德國是一片自由的土地，他們想去哪兒都行，想在哪兒吃飯都行，想找誰約會都行，完全跟別人一樣。當時，美元堅挺，啤酒香噴噴，德國人很友好，因為全靠我們擋住紅軍。我當時覺得，戰爭，至少是西德境內的冷戰，並不是地獄。
你可能在軍隊服役35年而升到最高層，然而你總會感到你第一次任職的經歷是最難忘的，你可以用它來衡量你以後的種種經歷。這就是蓋爾恩豪森對我的意義。我們這級尉官彼此之間結下了終生的友誼。我們彼此賴以生存。在偶爾受到上級軍官的打擊時，我們彼此支援。我們有缺點錯誤時彼此打掩護。我們也彼此競爭。我的好友史蒂夫·史蒂文斯、基斯·比塞爾、艾克·史密斯、哈爾·喬丹、泰格爾·約翰斯、沃爾特·普里恰德、比爾·斯托夫特、傑姆·李、喬·施瓦爾等人，都深深印在我的腦海裡。4年之後，當我和懷孕的妻子在美國南方一個不大好客的城市裡徘徊於街頭無處安身的時候，正是施瓦爾和他的妻子帕特救了我們。這些朋友中，有的人後來離開了軍隊，有幾位當上了將軍。我們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朝鮮戰爭之後服役的新一代軍官。我們在蓋爾恩豪森之類的地方度過學徒期，接著繞過半個地球到東南亞接受了戰火的洗禮，普里恰德和李在那時陣亡了。
在德國的這段經歷值得懷念，十分珍貴，但其間也有一個不好的方面，就是在這些擔任警備任務的軍人中間，存在一種不健康的態度，做事想取捷徑，不是真正想把事情辦妥，而是得過且過。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