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鎖通往柏林的公路。艾森豪威爾政府採取了大規模報復政策，那意味著控制發展常規力量，重點加強核力量。美國的戰略家們認為我們常規武器不如俄國，只好依賴我們的核優勢。對此，我的全部理解只是：在GDP防線上我們兵力單薄，一旦俄國人發動進攻，我們就頑強戰鬥，抵擋一陣子然後撤退，觀看核浩劫來臨。
1959年夏天，我休假回家，參加兩位大學時好友——克里斯和多納·奇澤姆——的婚禮，看望我姐姐那個新出世的小女兒萊斯莉及其小姐姐莉莎。最主要的是看我的女朋友。在我回國之前，我們商量過結婚的事。如果結了婚，她打算留在紐約，把護士學校唸完。我則返回德國，再幹16個月，這對於新婚者將不是一個好的開端。我需要徵求父親的意見。一天深夜，我們在家裡的地下室談了很久。我小心謹慎地提出這個問題。他的反應卻叫我吃驚。他認為我還不到時候。他沒有具體說為什麼，只是毫不含糊地表明他堅決反對這門婚事。他從來不曾如此乾脆地反對過我的想法。家庭的態度對我來說是至關重要的，我不想違背父親的旨意。休假期滿，我返回部隊，仍是一名單身漢。
這一年年底，我第一次晉升，成為中尉。只要我服役18個月沒出麻煩，就自然而然地可以得到這一晉升。
我在德國時第一次親自處理了一件軍法問題。那一案件的由來是：美國陸軍3名卡車司機在駕車返隊途中開快車，把公路變成了賽車跑道，爭相超車。這些車都是5噸卡車，其中一輛失去控制，滑到了一旁，撞翻了一輛迎面而來的“大眾”牌小汽車，撞死了裡面的3個德國平民。上級指定我對這3名司機提出起訴，以殺人罪提交特別軍事法庭審判。那3名汽車兵請了一位文職律師為他們做辯護。
我從零開始，一頭扎進這個案件，查清事實，鑽研有關的法律。我還沒有當過地方檢察官哩。開庭那天，我走進審判庭的帳篷，儘管只是一名年輕的步兵中尉，還是沉著地對付被告的專業辯護律師。最後我的起訴成立，肇事者及3名司機的領隊被判有罪。
走出法庭時，我感到不但學了軍法知識，也增加了對自己的瞭解。我在後備軍官訓練團和“潘興步槍會”擔任過領導工作。轉入現役以後，我肩負著更重要的責任。然而，處理問題大多是按刻板的規定辦事。到了這一次審訊，我幾乎是頭一回要自己動腦筋思考，而且基本上獨立思考。這一天我意識到自己有能力消化一堆原始材料，理出頭緒，再明確地有說服力地加以陳述。
在我早期的軍人生涯中，除了這次辦案，我還擔負過幾次臨時任務。有一次，我被指定為全師手槍射擊代表隊隊長，我們贏得了冠軍。我還被抽調出去指揮一個儀仗隊達兩個月之久。我曾奉調到旅部當副官。這樣調來調去，我擔心自己會不會脫離正業。然而，上級給我的鑑定是鼓舞人心的。其中的一份是1959年7月20日由威爾弗裡德·莫爾斯上尉寫的：“鮑威爾工作努力，堅定剛毅，辦事妥善，能與各種級別的人打交道。他在軍中有無限發展前途，應加速培養。”這時我才22歲，已經被“器重”了。這一鑑定使我有點飄飄然，可是6個月之後，又一鑑定使我落回地面。
一般的後備役軍官都是很隨和的，可是我碰見了一個例外。當時，我剛被任命為第四十八步兵團第二營D連的連副，新連長尚未到任。當我們得知誰來當連長時，幾乎引起一陣恐慌。他名叫威廉·C·路易塞爾，西點軍校出身，還在西點當過戰術教官。連裡有的年輕軍官是他的學生，說他是一個很嚴厲的少有的狠人。路易塞爾到任以後，果然名不虛傳，強硬、苛刻、精明，有時幾乎不通情理。
我在裝甲運兵車的事情上嚐到了路易塞爾的厲害。我的職責之一，是保證全連的裝甲運兵車永遠停放得當，要頭朝山下，每輛車的左前角必須與另一輛車的右前角取齊，以便隨時準備好一齊出動衝向紅軍。路易塞爾要求很嚴格，可以說是用測量儀器檢查車輛是否整齊，要是發現有一輛車一個角沒有對準，我們就會被訓斥得狗血淋頭。
一天，我在值班室給本連一名軍官打電話，因為著急而大聲嚷了起來，恰好路易塞爾進來聽見了。他把我叫到一邊，狠狠斥責了我的行為。此後不久，我讀了他給我寫的鑑定，其中寫道：“他脾氣急躁，尚能努力控制。”這句話在外行人看來也許算不上災難。但就鑑定用語而言，這是對我的嚴厲批評。從我在後備軍官訓練團穿上軍裝的第一天起，這是我的鑑定報告中第一次出現的批評。路易塞爾把我叫去，讓我坐下，又提起我打電話發火的事。他告誡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