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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班嘩地散向四面八方。待他們意識到扔的是何物後，全都大笑起來，並清醒了十分鐘之久。從此這隻雞就成了我的課程安排中一個固定組成部分。我感到教育和娛樂並非是毫無關聯的兩件事。
在本寧堡，我們過的生活與那個年代萊維敦郊區居民的生活差不多。爸爸下班回家，媽媽通報孩子們當天怎麼淘氣及家裡最新發生了什麼大災難。一天下午，3歲的邁克從樹上頭朝地摔了下來。急忙把他送到急救室處理後，醫生讓我們把他帶回家，每小時喚醒他一次，以保證他能恢復知覺。直到大約凌晨3點鐘時，邁克要我們不必再看護著他了，他好睡會兒覺。琳達已長成一個嚴肅而善解人意、且獨立性很強的小姑娘，逐漸成了父親的掌上明珠。我們的鄰居都是些情況類似的家庭，同樣多的孩子，同樣的歡樂，還有同樣的恐懼，因為一片可怕的陰雲正飄拂在這片寧靜而祥和的生活區上空。
哥倫布區是步兵之鄉，數千名軍官和士官出發去越南打仗時都把家眷留在這裡。這時美軍在越南每週的傷亡人數已大大超過100人。每當看到一輛黃色小汽車駛至一家門前，駕車人走下車時，人們便知道他是來送國防部電報的，本寧堡從此又要多一個寡婦和一家沒有父親的孩子們。送電報的做法雖非有意傷害人，但卻非常殘酷。隨著傷亡人數上升，各軍種後來想出了一個帶有同情心的辦法來傳遞這類悲慘的訊息。由通報傷亡的軍官親自到陣亡者的家中去通知，安慰其親屬，並主動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通報傷亡的軍官通常系本地徵兵人員，他們擔當了軍隊內最難做的工作。
一天，我走過步校教學大樓時，聽到在紐約市立學院時一個熟悉的粗啞聲音說：“嘿，夥計！”我轉身一看，原來是託尼·馬伕魯蒂斯，我在昆斯區的希臘裔夥伴。他也從後備軍官訓練團轉入陸軍正規部隊，並且已去過一次越南，此時要來上我任教的訓練班。託尼從此成了我家常客，孩子們尤其喜歡他。阿爾瑪雖然外表斯文，但卻很會看人，漸漸地也開始欣賞這位外俗內秀的人。
託尼的訓練班快結束時，有一天他告訴我，他已志願報名重返越南。
“急什麼呢？”我說道，“很快我們都會再去的。”
“別哄我了，”託尼回答說，“要不是為了阿爾瑪和孩子，你也會志願報名的。”他說得一點不錯，作為步兵，我們都認為越南才是我們該去的地方。
戰爭進行到這時，已經拖得太久，像我這樣的步兵軍官估計至少要去兩次，直升機駕駛員可能得去3次。我重返越南戰場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託尼說是趕早不趕晚。
數月後的一天夜裡，我剛剛安頓好孩子們睡覺，忽聽電話鈴聲大作。阿爾瑪接了後說是找我的。電話是我在“潘興步槍會”時一個戰友打來的，具體是誰我現在記不起來了。對方的話使我震驚：託尼·馬伕魯蒂斯陣亡了。我像人們在這種情況下通常所做的那樣，詢問詳情。面對鞭長莫及的事，我們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託尼帶領他的連隊在熱帶叢林的小路上行進時，突然發生遭遇戰，他當即中彈身亡。我把所發生的事告訴阿爾瑪。我們坐在床邊，凝目沉思，沒有一句話。家裡驟然間似乎變得空蕩蕩的。那個愛笑愛鬧、熱心腸的人剎那間就離開了我們，一時間我難以接受這一損失。
不久後的一天晚上，我對阿爾瑪說我們得談談。到目前為止，我們一直很幸運。在越戰期間，我們竟在本寧堡生活了近3年。陸軍顯然在計劃何時派我再赴越南。我說：“我不久可能被派往前線，你得對這事有所準備，這是不可避免的。”阿爾瑪的臉上呈現出她掩飾內心感受時那種木然的表情。我對她說，目前還有一種可能性，即我已具備上陸軍指揮與參謀學院的資格。該學院在堪薩斯州的利文沃思堡。這所學院是職業軍官生涯中一個重要轉折點。如果說高階訓練班相當於學士學位，那麼利文沃思指揮與參謀學院就相當於碩士學位，而國家軍事學院則代表博士學位。並非每個少校都有被選送到利文沃思學習的機會。被選中的機會只有50％。未被選中的陸軍軍官仍舊可以在軍內繼續服役，但一般說來升到中校就到頂了，只有極個別的能晉升到上校。但要晉升為將官，利文沃思是不可或缺的前提。如果這時未被選去上學，我可以肯定將會再被派往越南。阿爾瑪對此表示理解。我們不想再說什麼，於是就安歇了。
1967年春天的一個下午，我剛上完課，便看到渴望已久的利文沃思錄取名單貼在佈告板上。我立即給阿爾瑪打電話，聽得出她聲音裡透著輕鬆。越南暫時可棄之一旁，我要去指揮與參謀學院上學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