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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按優劣排序、打分、劃分檔次及點評,折騰得要死。如果要我指出自己一生中哪次學習經歷最起關鍵作用,那很可能就是這次教官培訓班。我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績結業。許多年後,當我在電視上出現在千百萬美國人面前介紹海灣戰爭的作戰行動時,我不過是在運用25年前在步校教學大樓教官培訓班學到的交際技巧而已。
我佩帶著嶄新的橡葉形少校軍銜走進教室。我提前晉升為少校,應驗了當年在順化時步兵委派軍官的預言。我在軍隊服役尚不足8年,卻晉升到通常需10年或11年才能晉升到的銜級。這樣,我便進入了另一個層次。陸軍軍官大致分為三個層次:尉級、校級和將級。我剛剛進入校級。
作為教官,我教的學生從預備軍官生到後備役將官都有。我與一位精力充沛的陸戰隊中校P·X·凱利合教兩棲作戰。他後來升任海軍陸戰隊司令。不過,我教的最重要的課要算是給預備軍官生上的課了。他們都是20出頭的年輕人,將作為新的步兵少尉被派到越南去。在那裡他們將要遭受最嚴重的傷亡。我知道,無論我教他們什麼,那一張張表情熱切的面孔中有相當比例是不會回來了。
教官之間也存在著健康有益的競爭。我的主要競爭對手是史蒂夫·波利克少校,他是波蘭裔美國人,生龍活虎,教學一流,還是我耐心的手球教練。史蒂夫和我總是爭相表現自己,想方設法抓住並保持學員的注意力。他的辦法之一便是幽默。那個時候,有些做法也欠妥。由於步校教學大樓四周一英里之內無女性,以說笑話作為上課的開場白就成了男性文化的一部分,而此類笑話通常是最粗俗不過的。說笑話不是我的強項,但我有一個十拿九穩會逗人發笑的笑話,曾給每個新生班都講過。這個笑話講的是一個傳教士的故事。有隻老虎朝他撲上來,傳教士開始祈禱。老虎也開始禱告。傳教士說:“多麼虔誠的動物啊,竟然和我一樣祈禱。”可老虎說:“和你一樣祈禱?我是在做飯前感恩禱告呢。”這個笑話每次都引人發笑。
可是有一天我講完這個故事後,課堂裡一片暴風雨前的沉寂。我又補講了一個笑話,學員還是鐵板一般冷冰冰的面孔。這是怎麼了?難道我講過了頭,連本寧堡笑話的粗野勁兒都超過了?史蒂夫過後面無表情地問我課上得怎麼樣。“糟透了。”我困惑不解地說。後來我終於瞭解到了原因何在。史蒂夫在我上課前到我的班裡,勸學員們要對我板起面孔。然後,他溜到教室一面牆上的單向玻璃後面,一覽無遺地欣賞了我的痛苦。史蒂夫還將強烈的競爭意識帶到了下班後與比爾·鄧肯上校玩的紅心牌戲中。鄧肯也是教官,大家都是朋友。對我們而言,紅心牌戲是一種遊戲,但對於史蒂夫則是一種種族仇殺。
在教課中我們最大的困難是教預備軍官學員編寫部隊戰備情況報告。該課程上課條件太糟糕了,只能在畢業前最後一天的最後一個小時進行,即下午4時,而且還是在3天的強行軍和野外戰鬥演習之後。演習一直進行到第三天夜裡,整夜不能睡覺。然而又必須學會編寫戰備情況報告,否則就不準畢業。
編寫這種報告,對即使是最有耐性的人來說,都是一件煩惱透頂的事。它包括一份兩頁紙的表格。負責軍官要在表內登記上武器裝備處於的狀況。綠色表示隨時可用,黃色表示基本可用,紅色表示不堪使用。他還得逐班、逐排報告該單位的訓練狀況:C…1表示狀況優良;C…2表示存在少量問題;C…3表示存在嚴重問題;C…4表示不及格。學員們在進行了一整夜演習後搖搖晃晃地走回本寧堡,先衝個澡,吃頓熱飯,然後就來上這最後一課,盼望著在有空調的教室裡好好打個盹兒。
我的方法是把戰備情況表投影到螢幕上,然後一欄一欄、一個資料一個資料地連續不停往下過,千方百計地使學員保持清醒的時間長一些,以便把報告的重要性硬灌進他們迷迷糊糊的腦袋裡去。誰打瞌睡,就得起立到後邊靠牆站著。教官上課的效果以呆呆地站在牆邊的學員有多少來評定。在教編寫戰備情況報告課的過程中,我和史蒂夫之間的競爭花樣翻新到了新的高峰。
一天,我突發靈感,從禮品目錄中訂購了一隻不帶毛的橡皮雞,然後把雞藏到講桌下面。學員腋下夾著迷彩鋼盔襯帽列隊走了進來,拼命想顯得清醒一些。我發出“先生們,坐下!”的命令。沒過幾分鐘,就聽到鼾聲響起來了。當第一個學員站起身朝牆走去時,我突然問了他一個問題,他驚醒過來回答了。“不對,”我邊說邊抓起那隻雞在自己頭上揮舞。“對你的懲罰是……”我把雞扔出去讓它飛了起來。這隻逼真的大雞在屋裡翱翔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