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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燒糞便這活和洗衣服、幫廚及其他粗活一樣，也是由我們僱的越南人乾的。僱工們忠誠與否據稱是由當地村長們調查過的。可是，天曉得在德普基地裡亂跑的人中有多少在夜間替越共做事呢，包括村長們在內。
我們經常遭伏擊，有時還捱上幾發迫擊炮彈和火箭炮彈的轟擊。從德普出去的路每天早晨都得先經掃雷才能通行，因為越共夜間可能埋設地雷。雖然五角大樓高技術專家們正構想設計超尖端掃雷器械，我們部隊採用的卻是最實在的土辦法。士兵們把一輛載重5噸的自卸卡車裝滿土，駕駛員掛上倒擋，順著路倒著行進。倘若碰上地雷，車輪可能會被炸飛，車尾也有可能被炸壞，但汽車通常卻能再修復。用這種辦法排除路上的地雷，偶爾我們也損失一兩輛汽車，但很少傷及駕駛員。
除了要整頓德普的營區之外，我還得出去，確保戰地部隊同樣做好年檢準備。有好幾個火力支援基地和著陸區——龍、里茲、雪佛——分佈在我們負責的區域內。8月初，我乘一架直升機去龍著陸區檢查。我聽說那兒的伙食設施不合標準，結果卻發現伙食差在龍著陸區的問題當中是最微不足道的。我並沒有指望能看到像美國本土那樣的整潔衛生。儘管如此，所看到的一切讓我大為震驚。走出直升機時，我差點兒被著陸場地隨處堆放的鏽彈藥絆倒。衛生等於零，武器骯髒不堪，裝置無人管理，人員的軍容舉止邋邋遢遢。自從美國顧問首次大批進入越南以來已有7年，東京灣決議之後進行大規模集結至今也過去了4年，戰爭結束仍然遙遙無期，紀律和士氣顯而易見越來越糟糕。我下達命令要求龍著陸區必須恢復良好狀態，並告訴軍官們我會返回來檢查命令執行情況，隨後便前往下一個地點。
這些兵其實都是好兵。與我國曆史上為取得一個又一個勝利曾經戰鬥、流血、犧牲的美國青年人屬於同一類人。他們的勇敢精神和戰鬥技術並不差，可是，仗打到這會兒他們缺乏鼓舞和目的感。在國內，政府想在儘可能少給國家添麻煩的情況下進行這場戰爭，沒有徵召後備役，沒有徵集支援戰爭的稅收。家境好的子弟利用上大學可緩服兵役這一條來逃避服兵役。總司令L·B·約翰遜本人在任期結束時也將捲鋪蓋回家。接受援助的南越盟軍開小差的每年多達10萬人。那位飛行員政治家阮高其，儘管在我第二次去越南時已降為副總統，但34歲就由空軍司令當上了南越總理。他娶了一個年輕的民航小姐，倆人坐著他的專機在全國到處兜風。她也穿著和他一樣的絲綢飛行裝，拖著一條長長的紗巾。阮高其說過：“我只崇拜一個英雄，那就是希特勒……不過，這裡目前形勢十分嚴峻，一個英雄是不夠的。我們在越南需要有四五個希特勒。”1968年，每週200、400，甚至於500名美國人為之而亡的就是這麼一種人當權的政府。儘管這些美國人與在福日山或諾曼底犧牲的人結局相同，但卻缺乏目的的崇高性。
在戰場上冒著敵人的炮火艱苦跋涉在草叢之中計程車兵們是沒有時間去相互敵視的。可是在德普這樣的基地，種族分裂卻日益嚴重，這完全和60年代開始困擾美國的種族分化相同。德普基地內有幾十名等候被送往戰場上去的新兵和在越南服役期將滿等著回國的人。對這兩組人而言，不存在什麼共同的任務與共同的危險那種把人團結在一起的力量，代之而起的是種族摩擦。年輕黑人，尤其是應徵入伍計程車兵，認為這場戰爭若不是白人的事，就更不是他們黑人的事。這也難怪。他們回國後所得到的比白人更少。這一代黑人更容易被H·R·布朗的激情而不是被已故的馬丁·路德·金的理智所打動。不過，不論是黑人還是白人都越來越憎恨當局為了達到危險而不明確的目的把他們困在這裡。他們的頭號目標是堅持下來活著回家。我住在一個大帳篷裡，天天晚上都要挪動行軍床的位置。這樣做一方面是為了挫敗打我主意的越共間諜，另一方面也是因為不能排除本營內部有人想襲擊當官的。
在德普，生活的鐘擺不可思議，可以從重複出現的老一套一下子擺到十分棘手的事情上去。一天下午，我正派人把可口可樂和啤酒用直升機運往各火力支援基地（這是副營長每天不敢疏忽的大事），洛德中校突然發來電報說，他在里茲火力基地遇上一場惡戰，需要增援。我叫來一架“輕裝直升機”，即只保留UH…1型直升機骨架的直升機。機上沒有坐位，只有空艙和架在艙門上的2挺機槍。我讓人裝上5。56毫米步槍子彈和7。62毫米機槍子彈，貼著樹梢出發了。將近黃昏時分，我們降落在里茲，之後趕緊卸下彈藥。洛德面色陰沉，叫我把9名陣亡人員運回去。因為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