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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爭議，美國軍方與人民開始疏遠。我認為，在民主國家裡這是一種不健康的現象。所以，在瞭解政府如何運作的同時，我想讓平民界也看一看軍隊的軍官頭上並沒長犄角。1972年6月，紐約市立學院取消了預備役軍官訓練計劃，這使我深切地感到了軍地間的鴻溝有多大。那座我曾呆過4年的後備軍官訓練大樓，竟被拆掉了。後備軍官訓練計劃高峰時曾達到過一屆1400名學員，最後一屆上課的卻只有81人。可見人們對軍隊的興趣降到了最低點。這種衰退之所以讓我悲傷，其原因不僅僅是感情上的聯絡。在以民選文官控制軍隊為立國之本的美國，軍官在公民中的來源銳減實屬不幸。
白宮研究員資格申請交上去幾周後，我得到訊息說，我透過了第一輪篩選，成了130名被邀面試者之一。我不得不開始認真對待這個計劃。結果，進入決賽時名單上只剩下33人，而我仍在競爭者之列。隨之壓力也來了。訊息傳到老家親戚那裡，“科林要去白宮了！”“是的，要去給總統當幫手。”我要這時落選了可怎麼辦？我好像都能聽到人們在竊竊私語：“他在什麼地方出了岔子？”“真讓全家人跟著丟臉！”
5月份的一天下午，我在老行政樓前與其他幾位進入決賽圈的人一起登上一輛大客車，向著艾爾黎府駛去。這是弗吉尼亞州沃倫頓附近一處豪華莊園，已改作會議中心。在繼後的3天裡，我們將在選拔的最後階段在那兒被人刺、受人戳、挨人擰。最後將剩下17人。在車上，有人發給我們一個資料袋，裡面裝有各個候選人的簡歷。這是我們首次有機會衡量對手的情況。我坐下翻閱資料袋中的資料，一位年輕的黑人在我身旁坐著。他自我介紹說是吉姆·E·小博斯蒂克，南卡羅來納州人。我瞥了一眼他的簡歷，他是第一個在克萊姆森大學獲得化學博士學位的黑人，年方24歲，是進入白宮研究員決賽圈裡年齡最小的一個。“我在這些人裡幹什麼呢？”我對博斯蒂克說。他看著我，顯然是在考慮我的軍階和年齡，似乎在為同一個問題心裡正犯嘀咕呢。這次乘車途中我得知，博斯蒂克是南方一戶貧窮人家幾個孩子中的一個，家裡大部分人都是重體力勞動者。有人在他身上發現了特殊才能，於是良師益友們——既有黑人也有白人——幫助他發揮出了自己的潛能。如果沒有受到人注意，他也許會像弱小的幼苗一樣很容易就枯萎了。
我們在艾爾黎府一住下，氣氛就變得介乎於大學生聯誼會為爭取新會員舉行的社交聚會與警方審訊兩者之間。我們被指定輪流參加一系列面試。那些令人肅然起敬而又難以對付的“委員們”，他們的水準至今尚在我腦海中栩栩如生的一位身上便可見一斑。他是M·弗裡德曼，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他們提問時故意刺激你，目的既是想搞清楚我們到底懂多少東西，也是想判斷一下你的沉著應對能力和個性特點。記得有一位年輕的候選人輕聲說：“弗裡德曼博士，我對您寫的《貨幣分析的理論框架》一書印象深刻。”“真的嗎？讓你印象深刻的那部分講的是什麼？”一陣死寂。這個可憐的傢伙顯然除了知道弗裡德曼所著書籍的書名之外毫無準備。
最後一輪面試是在星期天晚上進行的。委員們想出了一個頗怪誕的方法通知評判結果。午夜時分，我們門下會突然塞進一張小字條，通知我們是否達到規定的標準。在此期間，我們可隨意進行交誼活動。在軍隊候選人中，我與B。巴克斯特、J。弗萊爾、D。斯蒂克爾，還有來自肯塔基州政界豪門的L·小納恩很投緣。我們都習慣於被人打分，都經歷過比選拔高階外科實習醫生更為嚴峻的考驗，所以當晚我們在一起，一直玩到深夜方散。當我回到房間時，發現一張字條，上寫道：“祝賀你！我很高興地通知您，您已被總統委員會選為1972—1973年度的白宮研究員，謹致誠摯的敬意。A。E。杜威主任。”
翌日上午，我們又坐上那輛大客車到白宮去參觀。對我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這首次參觀既給人以強烈的衝擊又讓人感動。參觀一結束，我們就又回到了現實世界。我坐進自己的1963年產貝爾艾爾車，駕車趕回戴爾鎮。在賓夕法尼亞大道和18街的拐角處，我看到博斯蒂克，他也是入選者之一，現在卻像一個迷路的小男孩似的孤零零地一個人站在那裡，顯然無處可去。我熱情地請他上車，把他帶回我家。他和我們一家很快就相處得十分融洽。後來，他投身商界，在佐治亞—太平洋公司幹得非常出色。他與E·霍華德結婚時是我做的男儐相。他娶的是一位軍界先輩E·霍華德上校的女兒。霍華德上校1949年畢業於西點軍校，時間正是各軍種取消種族隔離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