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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美國人活躍奔忙，勇於冒風險，積極從事商業活動，不斷建立新企業，決心在世界市場上展開競爭，在技術上乘風破浪，跨入未來。我看到的一切都證實了我對自由企業制的信念。它創造新財富，增加新就業機會，使人民生活美好，刺激需求，促使建立新企業，開始新的良性迴圈。政府應只限於採取控制措施，以保護公共安全，防止勞資任一方妨礙競爭，除此之外不應干涉運作明顯成功的自由市場。
然而，使我感到關切的是，美國人當前的納稅負擔太重，很可能使我國的企業活力受到嚴重影響。來自消費者或企業的每一美元稅收發揮的作用，都不如把這一美元留在私人手中發揮的作用大。
我之所以如此強烈地相信創造就業機會的自由企業制，是因為就業能最妥善地解決大部分社會弊病。我的父母到這個國家來不是尋求政府支援，而是尋找就業機會。他們在興隆的服裝業提供的工作職位上勞動了一輩子。他們工資不高，但足以過上好的生活，撫養子女，甚至偶爾享受一下。
因為我表達了這些信念，有些人就急急忙忙給我貼上“共和黨人”的標籤。我並不是天生的反政府主義者，我是出生在經濟大蕭條、實施新政時期的孩子。在我童年時的家中，富蘭克林·羅斯福是一位英雄。政府幫助了我的父母，給他們提供了便宜的公共地鐵系統使他們能上班幹活，為他們的子女提供了公立學校，為他們提供了法律保護，使他們的勞動不受剝削。我母親加入的國際婦女服裝工人聯合會也保護了她，因為法律保證了該聯合會的集體合同權。社會保障制度使我的父母能夠在退休後不失尊嚴地生活。在晚年長期而痛苦的疾病中，老年保健醫療使他們享受了高質量的治療和照料。我受到了免費高等教育，因為紐約市向它的公民徵了稅，以便對移民和工人階級的子女進行智力投資。
政府津貼計劃，包括社會保障制度和老年保健醫療，正在爆炸性地膨脹，貧困人民和中產階級對政府津貼計劃依賴性都很大。當代我們在國內面臨的巨大政治挑戰是如何把必需的財務責任與這種膨脹一致起來。現實地說，我們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削減政府津貼計劃，要麼提高稅收以支付這種計劃。我們不能一直靠增加赤字使賬面平衡。然而許多從政的人都希望這些計劃不受嚴格的財務審議，因為不這樣做就要冒政治自殺的風險。我們正在把債務雪球越滾越大，作為留給子孫後代的遺產。只有我國領導人願意直截了當地向人民講清這一問題，同時人民願意接受嚴酷的現實，才有可能找到解決問題的辦法，使子孫後代免於背上壓斷脊樑骨的債務。當然，在我說這番話時我充分意識到我這樣說用不著躊躇，因為迄今我沒要求任何人投我的票。
雖然當前關於“減少政府幹預”的要求是合理的，但我希望政府在履行其中一種職責時積極有力，這就是確保所有的美國人都享受憲法的保護。我國的憲法和民族道德心要求每個美國人都有尊嚴和受到尊敬，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享有同樣的機會。使我受益匪淺的60年代透過的平民權利法來之不易，是當前受嘲弄的自由主義者奮鬥的結果。這些自由主義者是勇敢的領袖，他們是在擊敗那些奢談“州權”和“財產權”的別有用心之徒的反對之後才贏得這些成果的。
權利平等和機會均等的真諦在於平等，並不意味著優惠待遇。優惠待遇，不管其本意多麼善良，最終總會引起得不到優惠的人的反感。而且優惠待遇貶低了美國少數民族依靠自己努力取得的成績。當前就消除種族歧視問題進行的辯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對消除種族歧視的含義理解不一致。如果消除種族歧視意味著提供平等的機會，我雙手贊成；如果它是指對一部分人給予優惠待遇，或向不再需要幫助的人提供幫助，我則表示反對。我受益於軍隊中的機會平等和消除種族歧視，但我並沒受到優惠待遇。美國軍隊中的公正體現在堅決執行這種原則：個人表現是決定晉升的惟一標準。如果表現一樣而不能一樣地晉升，那制度就有問題了，我國領導人就有責任把它整治好。如果由於長期受歧視使某些美國人難以達到標準，公正的做法只能是對他們採取臨時性的措施，幫助他們趕上去，按平等的條件競爭。從最好的意義上講，消除種族歧視應能促進平等對待，而不是把種族的區別對待顛倒過來。“有利於”某一群體的區別對待，必然意味著“不利於”另一群體。因此一切區別對待都是令人反感的。
如果對我的政治哲學進行歸納，我是一個以社會良心為出發點的財政保守派。
我找到了自己的哲學，雖然未找到政治皈依。我國的兩個大黨以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