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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是縣委書記梁邦定更改了這個決定。梁邦定親自給鄭天良打了一個電話，他在電話裡說：“小鄭呀，你的責任心和事業心，縣委是高度肯定的，對於黃以恆的處分意見，縣委也是贊成的。黃以恆是縣委派下去的幹部，出了問題縣委也是有責任的。由於黃以恆的組織關係還在縣直機關黨委，行政關係也是在縣裡，所以縣委研究決定，將黃以恆抽回縣委辦後，再進行處分。”
鄭天良對著手搖電話機的話筒發愣，他覺得說任何話都是多餘的，因為梁邦定書記不是跟他商量，而是宣佈決定。下級服從上級，個人服從組織。鄭天良的原則性是很強的，因而也就說了一句：“我服從縣委的決定。”他放下黑乎乎的話筒，用手抹了抹上面的灰，這個天氣總是灰塵與風攪拌著漫天飛舞無孔不入。
黃以恆卷著鋪蓋在一個秋風蕭瑟的晚上悄悄地離開了朝陽公社的大院。那天晚上，天上的月亮像泡在水裡一樣，泛出慘白的光。
二十一年後，耿天龍老人對我說，黃以恆那天並不是開車去送他母親到揚州住院，而是被縣委書記梁邦定調去到四十里外界石公社參加梁書記侄子的婚禮了。當晚，耿天龍也開著“拉達”車去了界石公社參加婚禮，他看到了那輛吉普，並且還跟黃以恆喝了一杯酒。梁書記從小父母雙亡，由他哥哥供養讀書長大參加工作，所以侄子結婚也就按照哥哥的請求比較過分地講究了一下排場。梁書記調動了八部小汽車去接親，一字排開，聲勢浩大。當時縣委的車子很少，單位有車的更少，而且這是私事，梁書記也不好直接用縣委的車，除了自己坐的那部車外，只好從下面調，他打電話向離縣城最近的朝陽公社鄭天良調車，鄭天良不在，值班的黃以恆接了電話，當時只說了一句，“我馬上就去。”婚禮結束後，梁書記並沒有叫黃以恆回去向鄭天良解釋一下用車的事，所以當鄭天良破口大罵的時候，黃以恆就自己攬下了責任。據耿天龍說，鄭天良在被槍斃前半年知道了這件事的真相，那天鄭天良坐在耿天龍家的院子裡，整個一下午都沒說一句話，黃昏時默默地走了。
這件事的真實性，我還是有些懷疑的。我發現現在許多退下來的老幹部都是對在職幹部和以前比自己官大的幹部心存不滿，經常說一些有損現任領導形象的話，而且都以反腐敗的面目出現，我覺得這是不是因為自己在臺上的時候沒有權力腐敗或腐敗的程度不夠而導致了心理失衡呢？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一九八0 年，撤銷人民公社恢復鄉鎮建制，朝陽公社改為馬壩鄉，朝陽醬菜廠改為“合和醬菜廠”。鄭天良任馬壩鄉黨委書記兼鄉長。
歷史就像一個魔術師，魔術師的全部意義就在於你以為手中的盒子裡依然是一包香菸的時候，開啟蓋子，盒子裡飛出了一隻活蹦亂跳的鴨子。
忽然有一天，從中央到地方，那些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幹部全都進了新設立的“顧問委員會”。政治舞臺上，文革時打砸搶奪權上臺的造反派領導們踏著“四人幫”的足跡前僕後斷地坐牢或撤職查辦，一旦列入“三種人”，比剛摘了帽的地富反壞右的前景還要糟糕，屬於永遠不能提拔使用的廢銅爛鐵。被打倒的老幹部們這時就拖著一身疾病，拄著柺杖懷裡揣著“降壓靈”、“硝酸甘油”重返領導崗位，他們撫摸著本來就屬於自己的椅子，老淚縱橫，感慨萬千，他們正本清源、撥亂反正，要在有生之年再為黨多做一些工作，將“四人幫”造成的損失奪回來，他們的革命熱情在平反和恢復原職後空前高漲。然而，歲月比林彪“四人幫”更加殘酷無情，老幹部們終於撐不住夜以繼日的會議和晨昏顛倒的工作了，他們高風亮節地讓出了椅子，當起了顧問，自上而下空出了大大小小的密集的位子。中央提出了幹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戰略目標，一大批沒造過反的有學歷的年輕人一夜間飛黃騰達，搖身一變，走上了領導崗位。
一九八三年的春天在這塊土地上只有一個短暫的停留，就像一個漫長的樂章中一個極小的休止符一樣。柳樹剛剛吐綠，太陽就一天天變本加厲地熱了起來，鄉間田頭在四月天就看到了赤膊上陣的農民，他們哼著變調的民歌情緒高昂，鄭天良這時候已是全省聞名，馬壩鄉是以最早發展鄉鎮企業而成為這個縣的驕傲，成為領導們向上彙報的典型，成為參觀取經的基地。鄭天良站在這個提前熱起來的春天裡想起了當年去華西村參觀和在蘇南推銷蔬菜時的一些慘淡的經歷，此時回憶往事，不但沒有痛苦，而且痛苦已變成了一支香味醇厚的帶把的“大前門”香菸，越品味道越濃，鄭天良想，這大概就是所謂的成就感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