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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三月的那一天，寺廟外的鞭炮聲響徹雲霄，玄慧寺香菸繚繞，外公家大辦酒席，流水席開了三天，族裡的人都說菩薩顯靈了。而我外婆卻在當天一個見不得人的夜裡被悄悄地埋了，門頭上還插上了枯艾，怕死鬼我外婆再回到家裡來，克了我舅舅的命。族公鄭九爺在隨同的陪伴下帶著香火挑著豬頭和年糕去玄慧寺還願，並邀請外鄉女人來我外公家喝喜酒。年輕的外鄉女人清秀的臉上扭曲著巨大的憤怒，她站在觀音菩薩的面前痛斥鄭九爺：“孩子的母親都死了，你們還有心思大擺宴席，還有一點人性嗎？”鄭九爺當然不知道人性是什麼玩藝，就丟下禮品回去繼續喝酒去了。
年輕的外鄉女人站在三月的風中流出了眼淚，觀音菩薩雙手合十慈眉善目臉上瀰漫著溫和的笑。
年輕的女人在解放大軍渡江的時候，在玄慧寺裡幫著解放軍救治傷員，渡江成功後，解放大軍的一位首長要那個外鄉女人跟部隊一起走，外鄉女人說，她要回上海找患肺病的哥哥去。她是上海人。
一九五0 年鎮壓反革命，那個年輕而美麗的外鄉女人被縣裡來的幾個戴軍帽背長槍的軍管會的人用繩子捆了起來，鄭九爺發動村裡的人都到玄慧寺跟軍管會的人拼命，堅決不讓帶走外鄉女人。一個身體結實的軍管會的漢子手拎盒子炮向空中開了兩槍，然後又用冒著槍煙的槍管頂了一下帽子，大聲地說：“這個女人是國民黨的軍醫，是潛伏下來的特務，是破壞新生革命政權的死敵。”
鄉親們被盒子炮鎮住了，再也沒有人往前衝。我剛滿週歲的舅舅裹在外公的懷裡像一隻鴨子，他被槍聲嚇哭了。
外鄉女人被五花大綁地捆走了。據交待，她是被國民黨從上海靜安護士學校徵招入伍的，因為她害怕戰爭，就當了國民黨的逃兵，落草在玄慧寺，她想等日子太平一些就回上海找哥哥，父母早就去世了，哥哥得了肺癆，沒人照顧哥哥。這些供述是沒有什麼用處的，軍管會很快就在縣城紅草湖邊將她槍斃了，第一槍擊中胸部，她倒在河灘上痙攣了好一陣，後來槍手又走到近處對準她腦袋補了一槍，才打碎頭顱，淌出一灘血糊糊的腦漿來。那個女人叫江可馨，時年二十一歲。
這段歷史對我舅舅的一生來說顯然是很重要的，首先他的生命是以外婆的的死為代價的，他的生命同時又是與玄慧寺和玄慧寺裡的另一個女人緊緊聯絡在一起，這種聯絡將在這部小說的後半部分產生重要意義。
一九六0 年，我十一歲的舅舅鄭天良上了鎮上的初中，村裡餓死了很多人，我外公也在一個夏天的黃昏一頭栽在村食堂的鍋灶邊，從此再也沒有爬起來。村裡每天都在死人，村前荒涼的土地上新墳此起彼伏。樹皮被啃光了，老鼠和麻雀也都吃光了，我母親就曾告訴過我說，麻雀老鼠救過我們家的命，她後來一直都不願響應政府的號召除“四害”，任麻雀和老鼠吃我們家的糧食和豆子。母親那時已經嫁給了我父親，外公死後，她經常設圈套將老鼠麻雀逮進籠子裡，然後用鹽醃鹹，再烤熟送到二十里外的鎮中學給我舅舅吃。冬天實在逮不到老鼠麻雀了，我母親就到江蘇去討飯，寒冬臘月流著鼻涕沿門乞討，過十天半個月，就將要回來的米和麵送到學校去，一個大雪紛飛的黃昏，母親走了一天才趕到學校，他在校門口見到我舅舅時，一頭就栽倒在雪地裡。我舅舅抱著母親失聲痛哭。這些事，我在很小的時候就聽我母親說過，每當說到這些事時，我就禁不住潸然淚下，我發誓要讓母親後半生過上好日子，可我母親四十六歲的時候就死了。我至今不能原諒舅舅當年的忘恩負義見死不救很大程度上是基於這種無法抹去的經歷，如果我舅舅當時真的代表一種原則和理想而六親不認的話，那他又為什麼成為這麼一個十惡不赦的腐敗分子，既然你今天為腐敗付出了頭顱的代價，為什麼當初又假裝正經而不批一張只要半寸寬的條子。
舅舅鄭天良究竟一開始就在表演，還是後來走向了墮落？這是我對這麼一個巨大反差靈魂的一次追問和破譯。我走進了一個看不清謎面找不到謎底的謎語中。
我舅舅鄭天良高中畢業的時候，高考已經取消了，他回到了村裡。村支書說：“你文化高，就在村裡當獸醫吧！”
舅舅說行。舅舅很快就成了全村全公社最有名的獸醫，村裡為人看病的赤腳醫生是村支書小學畢業的小姨子殷小紅，經常將有小病的人看出大病來，將有大病的人看成死路一條。於是，夜深人靜時，經常有村民偷偷地找我舅舅鄭天良看病。我舅舅實際上成了一個既看畜牲又看人的雙料醫生，就像一個優秀的雙重間諜一樣，在人和獸的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