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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正亭並沒有表現出強烈的反應，他看了看正襟危坐的鄭天良，手指輕輕地敲著沙發的扶手：“很多同志都向我提到過你，說你是一個正直的敢於犯上的縣級幹部，我也希望你能犯一犯我，只要是為了工作，我看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更不應該因此而淹沒掉才幹。我知道，你是八十年代最早搞鄉鎮企業的改革帶頭人，在全省都是很有影響的，在縣裡也分管過工業，是抓工業的一把好手。”
鄭天良聽到葉正亭的這些話，眼淚都差點流了出來，葉正亭居然對自己的歷史功績和所受過的委屈一清二楚，雖然沒有明說自己多年來遭受的壓抑，但顯然葉正亭心裡有數。鄭天良在這種時候，必須控制住自己感情，不能流露出任何情緒來，於是他用曾經滄海般的語氣說：“葉書記，我這個人始終堅信這樣一種信念：千年一瞬，百年人生；做事做人，時間為證。我是農民出身，我有最樸素的思想感情和黨性原則，也正因為我瞭解老百姓的艱難，所以才對左傾冒進和花架子工程進行堅決抵制，也得罪了不少領導。不過，我這個人組織原則還是很強的，組織上叫我幹什麼，我就幹什麼，信任我就多幹拼命幹，不信任我就少幹不添亂，毫無怨言。”
鄭天良等於是含蓄地講出了自己目前的處境，但一個基本原則是對事不對人，把握分寸，適可而止。由於內心比較激動，他就想抽菸，於是他掏出普通的“紅塔山”煙，遞一支給葉正亭，葉正亭說：“我不會抽菸，你抽吧！”鄭天良猶豫了一會兒還是把煙放回了煙盒裡，他說：“我平時也很少抽菸。”葉正亭沒有再強求，所以他們在無煙的環境下說著沒有霧氣的話。臨來前，周玉英拿了一包“中華”給鄭天良，鄭天良卻要“紅塔山”，周玉英說給市委書記敬菸要拿最好的，鄭天良嗆了她一句：“你不懂，拿紅塔山！”
葉正亭隻字不提鄭天良與黃以恆的關係，也不提他目前的職務與分工是否合理，他依然將他們的談話定位在工作的範圍內展開，偶爾向工作的邊緣靠一靠，這就顯得既有原則性又有人情味。葉正亭說：“合安的國企改革目前是全市的重點，在產權制度改革方面，我在上次會議上已經講得很清楚了，步子要大一點，思想要再解放一點，你是合安工業區的創始人之一，我也聽說過你當初對工業區有過不同意見，後來到了一個什麼實驗區當主任去了是吧？你能不能對我談談你對工業區的看法，談談目前合安改革的方案和思路。要講真話，不要有什麼顧慮，現在很少能在公開場合聽到真實的聲音，這種壞風氣不剎一剎，河遠的經濟是沒有什麼希望的。”
鄭天良順手摸出了一支菸，但他還是放了下來。他不知道是否要將他與黃以恆的分歧全部說出來，還是部分說出來，是帶著情緒說出來，還是客觀地說出來。從葉正亭來河遠後的舉措以及前不久的國企深化改革會議精神看，葉正亭是希望鄭天良將話說透徹的，是想聽到真話的。但由於是初次見面，鄭天良還是決定客觀地部分地說一說他與黃以恆的分歧和對工業區的態度。因為，如果要是太過分或很情緒化，那麼任何領導都會覺得有朝一日你不稱心如意了，也會以同樣的方式對待自己，極端和情緒化只能使你充當打手而不可能成為親信，只能利用但不可重用，這是鄭天良從二十多年經驗教訓中總結出來的。
於是鄭天良說：“當初黃市長剛當上合安縣長，想幹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合安的地理位置劣勢和全縣經濟形勢不適宜於在那個時候，盲目追求規模與速度，不計後果地上工程，大張旗鼓地搞花架子與形式主義。五條商貿大道鋪面招租不到百分之三十，強壓各個鄉鎮買鋪面，雖然賣下去了，但還是花的政府的錢買的，等於是自己賣給了自己，現在還有百分之三十空在那裡，而且時間一長，當初的設計與建築質量已經遠遠落後於時代了。工業區一口氣上了七大企業，基本上就沒產生過效益，啤酒廠投資計劃是八千萬實際超過了一個億，設計規模是五萬噸，但從來就沒生產過三萬噸啤酒，造成了裝置大量閒置，比如機床廠還沒投產就倒掉了，加上通向省市沿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