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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老農像我鄉下的父親一樣孤苦無助，我在騙子們行騙時不敢站出來主持正義，這不是我怕死，而是我不能死，我有兒子，還有無人贍養的老子。這時，我決定要為老人做點事，於是我站起來說：“各位父老鄉親兄弟姐妹們，每人為這位老人捐十塊錢吧，不然他連今晚吃飯的錢都沒有了。”在我的呼籲下，大多數人都掏出了十塊錢交給了我，有些人不情願，我就向他們鞠躬，其中有一個腿有殘疾的年輕人紅著臉捐了八塊錢，他說如果都捐了，他轉車買車票的錢就沒有了，兩個被偷了六千塊錢的小販哭喪著臉沒有捐錢，我也就認了，但司機不願捐錢，他說：“我每天跑這條線經常遇到這樣的事，如果都捐，我還不破產了。”我攥住賣票的小夥子的手說：“你們必須捐五十，你們只知道收錢，對乘客的財產安全一點都不負責任。”小夥子問司機怎麼辦，司機說不要睬他，乘客紛紛譴責這種見死不救的行為，我將賣票小夥子的胳膊反背過來：“捐不捐，不捐我今天就將你扔到車外去！”車上的乘客跟著我起鬨，司機在前面發話了：“給他五十塊錢，認倒黴吧！”我收下五十塊錢後說，“倒黴的是乘客，而不是你。”
我自己捐了二十塊錢，因為我也沒有再多的錢了。當我將四百二十八塊錢交到老農手裡的時候，老農讓他孫子給我跪下，我拉起了正要下跪的小孩。說：“老大爺，天上掉不下餡餅來。以後注意一點就是了。”
做完這一切，我突然有了一種神聖的感覺，這一段時間，我一直活得非常猥瑣，妻兒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書商對我指手劃腳，而為了掙錢養家餬口，我忍辱負重，出賣尊嚴，也出賣我舅舅鄭天良的歷史，在整個調查過程中，我舅舅那些令人齷齪的醜行在我面前越堆越多，面對我舅舅的醜行就像面對著陰冷潮溼的女人的月經一樣讓我噁心，但為了生存，我不得不繼續噁心下去。
書商姚遙批評我說如果鄭天良這個腐敗分子與女人的淫亂寫得不充分，就決不出版我的這本書。我坐這趟車去武漢是為了找王月玲進行採訪，想從她那裡能不能得到一些我舅舅的有關材料，我得繼續將噁心當作米飯來吃，我得繼續尋找並陶醉於月經的氣息。
王月玲現在是武漢一所綜合性大學經濟系本科二年級學生。她在回到老家後用自己掙來的錢進了高考補習班，去年以全縣總分第二名考進了這所知名的高等學府。我找到王月玲的時候，她正在圖書館看書。我將她約到了學校留學生俱樂部裡喝咖啡。
王月玲坐在我的對面，穿著一身淺黃色的純棉休閒夾克，裡面是一件薄薄的白色羊絨衫，一頭烏黑的頭髮沿右耳際向後甩開，顯示出不對稱的和諧，她的臉上沒有絲毫風塵的氣息，純淨的表情和書卷氣使我無法開口向她問起那些齷齪的事情。她的經歷有些傳奇，鄉下打工妹在失學三年後又考上了高等學府，曾引來許多記者蒼蠅一樣地撲進了這所高校，見多識廣的王月玲面對我的時候顯得很平靜。見我沒開口，她就說：“我早已經不是新聞人物了，去年剛進校時，有不少記者採訪我，今年你還是第一個。其實我沒有什麼可採訪的，家裡窮，輟學打工，心不死，邊打工，邊複習，就考上了。多少有點運氣吧！”
我相信沒有記者會知道她在合安縣打工的真實歷史，我本來不想問，但為了掙那筆可恥的錢，我還是咬著牙說了一句：“你在合安縣打工的時候認識一個叫鄭天良的人嗎？”
王月玲突然臉色刷白，一種不會掩飾的難堪不由自主地暴露了出來，我從她這個表情上很輕易地就判斷出了她與我舅舅鄭天良肯定是有特殊的關係。她咬著嘴唇，很困難地說：“我不知道你問這是什麼意思。”
我故作鎮靜地說：“鄭天良已經被槍斃了。”
王月玲說：“我知道。但我不想說我跟他是什麼關係，因為這是我的隱私。”
我說：“這就是說，你承認你跟鄭天良是有關係的。”
王月玲點點頭，她眼睛注視著咖啡屋外面的樹，樹在這個季節赤身裸體。
我說：“真不好意思，我不是一個記者，我是一個關注打工群體的社會問題研究者，因此很希望你能說一說一個打工妹與副縣長之間的真實關係。”
王月玲很懷疑地看著我：“你該不是為那些庸俗小報寫別人隱私的寫手吧？我看你很像，所以我不打算說什麼，我只能說鄭天良曾經救過我，他讓我從地痞流氓的威脅下逃了出來，並讓壞人繩之以法了。他跟趙總關係很好，我是趙總手下的一名部門副經理，幫助我也就是幫助趙總。其他我不想說什麼，因為除此之外，我們沒有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