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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我們才知道，人家蘇聯，是個很小資的國家，什麼東西一弄，就很有味兒。你瞧，山楂樹下，兩男追一女，多美。我們集體戶隔壁也有果樹，一問老鄉，叫“臭李子樹”，就這，還能有什麼情調？
我們住的房子，是典型的土坯房，泥巴牆，草屋頂，棚頂和四壁用報紙糊了，就算有點兒現代氣息。我看過范文瀾先生的《中國通史》，知道在3000年前我們的老祖宗就住這樣的房子。住在新石器時代的房子裡，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那感覺很奇異。
我們那時候年輕，相信進化論，相信明天會更好。總幻想有朝一日，能去莫斯科郊外晃悠一晚上，身邊還會有個冬妮亞式的姑娘陪著。30多年過去，這夢想才破滅了。知青一代，也老了，在KTV包房裡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摟在懷裡的，是三陪姑娘——差了十萬八千里。
男愁唱，女愁哭。我們是愁啊。四個女生，連其中的恐龍都不理我們。青春期，我們的冬妮亞在哪兒呢？環境這麼惡劣，少壯農民個個有要包二奶的架勢。我們自己的女生，我們既征服不了，也保護不了，這叫什麼事兒？要不是文革，女生怎麼會變成這樣，真是——他媽了個腿兒的！
鄉下的生活，漸漸無趣起來。剛來東甸子住在李裁縫家時，我們還有頑心，感覺上像是來這兒野遊，三五天就能回去。時間一長，知道這只是幻覺，回城還不知猴年馬月。每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又沒有窈窕淑女好逑，簡直連動物都不如了。
我那時比同伴們多一點兒幸運。1968夏季的時候，百無聊賴，老龔曾慫踴我們幾個“戰友”，撬開校圖書館的窗戶，做過兩回竊書賊。戰果很不錯，共竊得艾蕪《南行記》、葉紫《豐收集》、瞿秋白《餓鄉紀程》等若干好書，開了一回眼界，知道了用漢語寫東西也是可以不枯燥的。文學的種子一發芽，心裡就多了一份依靠。那一年，上街亂逛時，在桂林路的馬路邊上，看見一老頭（可能沒我現在老）在擺書攤。我那時兩眼一抹黑，不知好賴，居然讓我淘到了繁體字本《艾青詩選》、瞿秋白譯《高爾基散文選》和一本捲了邊兒的老《譯文》。少壯派學者看到這兒，恐怕又該笑了——這算什麼東西？告訴你，60年代初的《譯文》雜誌，可不一般，曾經登過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插頁上是肯特的銅版畫。明白嗎？覆巢之下，還真就有個把完卵。我把這些寶貝金蛋都帶到鄉下來了，沒事兒就啃。
我的同伴，一般對這不感興趣。他們屬於與時俱進派，認為讀書沒用，如果讀文學書，就更是腦子進水了。除了老龔翻了翻我的寶貝，虛誇了兩句外，沒人待見我。
他們有他們的精神寄託——談女人。這個應該屬於正常，青春期，小鬍子蹭蹭地長，小棒棰也不大老實，女人就是生活中的好佐料。我們那時，一是對女生懷有神聖感，二是偏要在嘴上糟踐這些大傻妞兒。
那時候的小年輕太苦，沒有性教育，沒有情色文化，憋得滿臉都是小痘痘。貧下中農又一個勁兒的不領我們走正道。幹活兒湊到一塊兒，壯勞力專門講黃段子。性愛不叫性愛，叫配種，人畜不分。這後遺症實在太嚴重了，我這一輩子，凡過性生活，想的都是配種。真他媽了……算了，不多說了，免得誤導青年。
那時候我們戶，四個女生。第一美女是關美玲，眼含秋水，除了老龔有點兒希望外，別人不要想。第二美女是梁燕眉，含情脈脈，暫時待字閨中。於是小迷糊、李家軒和我，就朝她使上了勁兒。其餘的兩個，郝麗珍和曹鳳蘭，白給也不要。
落花有意，輪到梁燕眉做飯，我們仨都搶著挑水、抱柴火。可人家不領情，就當是革命友誼。日子一久，李家軒洩了氣，小迷糊有些恨恨，我呢，開始懷疑梁燕眉另有所愛。
一天晚上，我們幾個跑到公路上瞎遛躂，唱了八遍“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回來時就有點兒晚了。從女生窗戶底下過，見裡面好像在鋪被準備睡覺。大夥兒趕緊目不邪視，魚貫而過。小迷糊殿後，抵抗不住誘惑，八成是多看了兩眼。回到我們屋，只見他興奮異常，手拍炕沿，直說：“好啊，過癮啊。”
我們問：“怎麼著？”
他壓低聲音，說出了石破天驚的一句話：“我看見梁燕眉的吼房了！”
大夥一驚，隨即爆笑。李家軒說：“扯蛋，這怎麼可能？”
老龔說：“色迷心竅了吧你呀！”
小迷糊信誓旦旦：“沒看見我是犢子！梁燕眉在換衣服，一傢伙就把汗衫全脫了。”
大夥兒聽了，有點相信，老龔羨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