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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處於發展中國家的行列，但是人口轉變已經完成。＇人口紅利、劉易斯轉折點與經濟增長周祝平＇造成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就是計劃生育。
在現階段的中國，應該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並且鼓勵生育。經過三十年的發展，中國的社會環境發生了翻來覆去的變化，消除了人口太多帶來的不利因素，也使當初引起多生人口的因素，轉變成限制人口生育的因素。
城市化
1980年中國人口構成中，城市戶口比例為19。39％；農村戶口為80。61％。到了2010年，城鎮戶口和農村戶口幾乎平分秋色，分別是49。68％、50。32％。農村是人口增長的主要來源，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在於撫養成本比較低。在農村，生下來上過戶口的孩子都可以分到田地，城市大多隻能依賴勞動報酬，城市能夠享受到比農村更好的資源，但是也推高了生活成本。在現在中國這種情況之下，在城市生得起孩子，未必養不起孩子。
中國的戶籍制度，限制了不同地方間人口的流動。伴隨著中國經濟的蓬勃發展以及2003年國家廢除“收容遣送制度”，農村外出務工人員多了，城市間的人口流動也頻繁起來。據統計，2000年時中國的流動人口為14439萬人，到了2010年增加到26139萬人。流動人口中主要是40歲以下年齡段的人員。沒有具體的資料來證明流動人口的生育率比常住人口低，但是流動人口對婚姻的影響卻是確確實實存在的。比如在農村中22歲左右結婚非常普遍，如果外出打工，擇偶觀在一定程度上會受到所在地觀念的影響。流動人口大多是為了工作，這就不得不考慮“何時結婚”、“在那裡結”、“什麼時候要孩子”、“孩子是帶在身邊還是在老家”等一系列問題。
教育
1964年中國文盲率為33。58％，2010年為4。08％。得益於大學擴招，1990年、2000年、2010年每十萬人擁有大學文憑的人數分別為1422人、3611人、8930人。教育程度的高低，直接影響著生育率，而且文化程度高的人，更注重培養孩子的質量，而非數量。統計資料顯示，農村女性受教育程度達到高中的，生育率只有1。2的水平。高等教育，使人們自然而然地選擇了晚婚晚育，也使得他們在單身、同性戀、丁克家庭中都佔據了壓倒性的比例。
經濟的發展
1990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510元，2009年為17175元人民幣。生活的富裕，減緩了人們的生育願望，主要在於人們更願意追求更高的生活質量。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環境汙染，食品安全，心理壓力過大等問題也都接踵而來。它們影響著人們的身心健康，不孕不育患者也多了起來。避孕藥和安全套等避孕措施的使用，人工流產技術的普及，降低了非自願性生育率。這些因素都影響著生育率。同時伴隨著中國經濟越來越發達，自然生育率的下降是必然的。在這種大背景下，與時代脫節的計劃生育政策，應該轉向獎勵生育。
獨生子女在成長中面臨的諸多的風險，如疾病、交通意外、天災人禍等，戰爭時期還有服兵役義務。這些風險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也許並不算大。但對於家庭來講，是致命的。缺失孩子又喪失生育功能的家庭，又成了拐賣孩子者的潛在市場，這種行為又危及另外一個家庭，造成惡性迴圈。家庭是組成社會的細胞，家庭風險的累積，會造成社會的病變。中國在歷史上經歷的“五胡亂華”、“金元滅兩宋”，使當時中國人口減員90％以上，如果不是有著眾多的人口，沒有一個文明可以承受得住如此浩劫。中華文明的延續，應該感謝“多子多福”的傳統。
中美兩國的政治制度
世界銀行曾做過一個關於社會財富的調查，最終得出結論：人力資本和依法衡量的制度價值是國家最大的財富。21世紀最寶貴的資源是人才，這句話大家耳熟能詳，那麼制度又能夠帶來什麼？一件由中國製造的商品在美國的銷售價格比中國便宜一半；一個墨西哥人移民美國後生產效率是在墨西哥的五倍；近代美國一直吸引著來自全世界的移民，中國則一直是移民輸出大國等等。解釋這些或大或小差異的背後最核心的因素就是社會制度的不同。
制度在社會中的主要作用，是透過建立一個人們互動的穩定（但不一定是有效的）結構來減少不確定性。制度是一個社會的博弈規則，或者更規範地說，它們是一些人為設計的、型塑人們互動關係的約束。從而，制度構造了人們在政治、社會或者經濟領域裡交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