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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主持的一個車禍傷亡研究計劃，其中提到，1956 年，美國因為車禍而喪生的人數超過4 萬人，受傷人數150 萬。而15 歲到24 歲的美國公民死亡原因第一位就是車禍；25 歲到29 歲的死亡原因，車禍佔第二位。
麥克納馬拉感到非常痛心，當上福特公司部門負責人之後下決心要解決這個問題。但是，當時汽車企業對於車禍問題普遍持冷漠態度。因為，那時很多美國人與現在的中國人一樣在購買汽車時更多的是在乎感覺——外形、美感與浪漫情調；另一方面，很多汽車商不希望人們注意到車禍這個問題，也不認為汽車商對這個問題有任何責任。對此，麥克納馬拉沒有妥協，《哈佛商魂》一書描寫道，“在安全問題上，麥克納馬拉相信他可以改變一些市場規矩，併為這一改變而努力。他要求行銷人員推動一連串的福特汽車安全廣告，這在底特律是前所未聞的。10 年後瑞夫· 納德（Rieff Nauld）律師才發起保護消費者權益運動，11 年後，也就是1966 年，聯邦政府才透過汽車安全法案。但是，當時許多人對麥克納馬拉這項行動抱著懷疑的態度，甚至福特內部都有人質疑，亨利·福特自己就喜歡開快車。不過，麥克納馬拉還是把他部門出廠的汽車都裝上了安全帶。他的安全帶受到了來自方方面面的誤解與攻擊。然而，加裝了安全帶的福特汽車，證明了那些攻擊是大錯而特錯的。初期的統計資料證明麥克納馬拉的主張完全正確，而且也印證了他的承諾：賺錢和社會公益可以同時兼顧。統計資料中有一個發生在西岸的例子，一位駕駛員在395 號公路上翻車，他開的是一部雷鳥，時速120 公里，但是因為繫了安全帶，使他能夠毫髮無損地走出車子。這個例子使麥克納馬拉深深感受到真理的力量，而對社會的關注也給了麥克納馬拉以豐厚的回報。”
志存高遠，才能超越小我。超越小我，才不會把企業想成一個私人賺錢的工具，才會尊重員工，才會虔誠地匍匐在信念之下，成為信念的遵從者，有了敬畏之心。
無論這個人多麼偉大，只要自我太重，長期來說會損害企業文化，短期來說決策一定會出現問題。企業是一個系統，系統的各部分要保持均衡，執行文化也有賴於這種均衡，而過於自我的領導極容易破壞這種均衡。也就是說，一個企業要有一種恆定的價值，公司的各個層面都以這種價值為決策和行動的指南。一個專制的領導可能帶來企業的快速執行，但他未必能永遠找到像他一樣行動的繼承者，他找不到這樣的繼承者，這個文化系統就得重新調整。不是以企業價值為行動指南，而以領導為行動指南，這種行為帶來的效益是短期的。
透過拿破崙的案例，也許可以看出一些有趣的東西。拿破崙一生最恨誰？不好說，但是無疑塔列蘭算一個，拿破崙在遺囑中說：“我因遭受英國寡頭政治及其僱傭的劊子手謀害而過早地死去，法國人民遲早會為我報仇。我之所以會失敗，乃是由於我的部屬馬爾蒙、塔列蘭等背叛所致。”
這個塔列蘭曾經是拿破崙事業上的重要幫手，但也是霧月十八日政變的最重要的策劃者之一。拿破崙親密的戰友為什麼要背叛他，成為歡迎路易十八的前鋒？應該說，拿破崙自身有很大的責任。1807年，《提爾西特和約》簽訂之後，拿破崙上升到歐洲大陸獨裁者的地位。處於權力巔峰的拿破崙越來越明顯地傾向於獨斷專行。這位馬基雅維利（Machiavelli）的信奉者，越來越對不同的意見無法容忍。他撤銷了外交大臣塔列蘭的職務，表面是責備塔列蘭貪財納賄，而實際上是不能原諒他對自己表示過異議：塔列蘭曾在1805年10月擅自建議寬待奧地利；弗裡德蘭戰役之後，他在向拿破崙祝賀勝利時說，他深信這將是最後的勝利。拿破崙不能容忍這樣一個富有獨立性的部屬，於是，外交部長便換成了唯命是從的康配尼。塔列蘭的去職，對拿破崙的影響是巨大的，他的冒險主義、赤裸裸的毫無信義的外交路線完全失去了制約，其缺點很快暴露無遺。沉醉在巨大成功之中的拿破崙，把一切都不放在眼裡，他深信自己在戰略和謀略方面都是無懈可擊的，他要成為全歐洲的主宰。征服伊比利亞半島的行動埋下了他最終失敗的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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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我”是企業最大的敵人（4）
以拿破崙的戰略眼光，未必不能認清弗裡德蘭戰役之後的歐洲局勢，但是深藏在這位偉人心目中的是個人的偉大與光榮，這是他上軍校時的理想，一葉障目，這種非理性的個人動機損害了法國革命的精神以及對外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