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大師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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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教授。1884年任普魯士樞密院顧問，1887年當選普魯士學士院院士。1873年發起“社會政策學會”並擔任主席。1878年後，主持《國家科學和社會科學研究》叢書的編審，1881年創辦《德意志帝國立法、行政和國民經濟學年鑑》（簡稱《施穆勒年鑑》）。1897年，施穆勒代表柏林大學任普魯士上院議員，1907年被封為貴族。1912年，施穆勒以教授職務退休。

施穆勒認為國民經濟的良性發展，有賴於良好的制度設計。他說：“前進中所有的重大紀元，包括國民經濟的，都是以社會制度的改革為起點的。”施穆勒強調國家必須透過一系列改革和一項有針對性的社會政策調解互相之間有糾紛的社會團體的關係，使國民經濟協調發展。

施穆勒倡導階級調和，提倡社會改良。他所提出的社會改良主義，主要針對的是社會中間階層，比如自耕農、手工業者和中小商人等等。施穆勒指出，維護“舊中間階層”免於沒落，是維持經濟秩序穩定的必要條件。

之後，施穆勒將“舊中間階層”限定為公務員、熟練工人、白領工人、經營管理者、經理和職員等。他主張主要靠政府來實行社會改良。1873年，施穆勒創立了社會政策協會，他的主張被稱為“講壇社會主義”。

從19世紀70年代開始，以施穆勒為首的德國新歷史學派在德國經濟學界的統治地位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新歷史學派的經濟思想是美國製度學派的先驅，它的出現是德國政治經濟發展與社會矛盾尖銳化的結果。

施穆勒尤為強調充分運用統計資料與當時已非常發達的統計學方法，他指出，政治經濟學一個嶄新的時代是從歷史與統計材料的研究中出現的，而絕非從已經蒸餾過100次的舊條款當中再行蒸餾而產生的。他將自己的研究方法稱為“歷史統計法”，以此和舊歷史學派的“歷史歸納法”區分開來。

施穆勒強調說：“國民經濟中力量作用的一個最終的統一法則，那到底是沒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人們能夠認識的僅僅是‘經驗的法則’，而這些法則只是時常重演的現象系列而已，並不反映因果關係。”施穆勒指出，對某一民族歷史發展中的每一個區域性的個別經濟制度與現象進行專題考察，是國民經濟學惟一的科學方法。透過收集資料，並且加以分類、排比與歸納，就可以得出“經濟法則”。施穆勒幾十年如一日地埋頭收集和整理大量具體的經濟材料與各時代、各國或者各民族的經濟發展史實來進行考察與統計，把它們系統化和數量化，最終從這些經濟發展史實當中歸納出一些“經驗法則”。這就是德國新歷史學派的“歷史統計法”。

施穆勒並非一味地推崇歸納法和反對演繹法。他主張以歸納法為主，演繹法為輔，反對依靠主觀假設、理想與目的來進行推論。他指出，如果想開闢政治經濟學的一個嶄新時代，就必須以對大量歷史資料與當前各種資料的研究為基點，然後運用歷史歸納法來進行分析整理，最終得出應有的結論。而且，這些資料能夠說明的並非一個國家的經濟與世界經濟的一般生產過程，而是應該能夠反映各個不同時代的經濟制度與民族經濟的特殊情況。施穆勒根據收集與整理的資料，重點分析並論述了各時代各國（尤其是德國）的各種經濟制度、經濟組織與經濟生活的特點以及它們的演變過程。

施穆勒指出，在國民的經濟生活和道德生活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的統一與聯絡。在整個經濟生活的執行過程中，心理因素與倫理道德因素起到了非常關鍵的作用，佔據著重要的地位。施穆勒認為，一切經濟範疇，比如勞動、分工和交換等，都是心理與道德的範疇，心理與倫理道德制約著所有的經濟現象。惟有與倫理道德相聯絡，經濟問題才能夠得以說明和解決。換句話說，經濟生活的重要內容就是滿足人們的物質慾望與倫理道德慾望。分工、生產、分配和交換等經濟活動，既是技術範疇又是道德範疇。在施穆勒看來，人和人之間的道義關係比經濟關係更為基本、更為重要，而國家正是這種道義關係相結合的具體體現。經濟現象既體現了自然的技術關係又體現了倫理的心理關係，經濟組織只是由此種經濟現象與倫理關係所規定的生活秩序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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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節：以史為鏡，洞悉歷史有助於把握未來古斯塔夫·馮·施穆勒（3）

根據這一點，施穆勒指出，解決經濟問題只要透過倫理道德觀念去教育勞動人民，並透過國家的恩賜措施便可實現。他由這種觀念出發，從社會集團與地域範圍的角度，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