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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停泊於碼頭上的時候，而不是發生在輪船航行的時候，”有兩位分析師在1959年就做出結論說。必須手工處理貨物，這種限制使得週轉時間難以縮短，碼頭和輪船的有效利用難以實現；在這種情況下，投資建造更大更好的碼頭或輪船顯然沒什麼道理。17
傳統上，一個首要的事實決定了碼頭區的生活，那就是就業非常不穩定。今天可能有一船容易腐爛的貨物需要趕緊卸船，於是所有到碼頭來的工人就都有活兒幹了；到了明天，碼頭上可能就什麼活兒都沒有。在裝卸貨物的高峰期，一個港口會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但是在平常的日子裡，港口所需要的勞動力要少得多。碼頭工人、卡車司機和倉庫工人被吸引到了一個需要臨時勞動力的世界中，而這決定了碼頭周圍的社群形態。17
碼頭上的擁堵（5）
幾乎是在任何地方，碼頭工人每天早晨都得在一個古老的儀式上為工作而競爭。在美國這叫“shape…up”（挑選臨時工）；澳大利亞人把這叫做“pick…up”（挑人）；英國人給這起了個更形象的名字：“scramble”（搶工）。在大多數地方，這個過程包含了乞求、奉承和回扣，而這一切就為了得到一天的工作。在20世紀30年代的愛丁堡，“將近早上八點鐘的時候，工頭爬上一個平臺，底下等著的人們立刻擁向前去爭奪一項糟透了的工作，”蘇格蘭的碼頭工人喬治？巴克斯特（GeorgeBaxter）回憶說。同樣的場面也曾出現在俄勒岡州（Oregon）的波特蘭（Portland）：“他們會僱傭一群工人，而你可能在星期二早上7點就到了那個碼頭上。也許那艘船要在星期二晚上9點才到，但你不敢離開；你被僱來了，但你還沒有拿到錢。”在1947年的馬賽，碼頭工人早上6點半就來到了朱麗葉廣場（PlacedelaJuliette）。冬天的清晨又冷又暗，他們在那裡的人行道上轉來轉去，直到有工頭過來對他想要的人打了一個手勢；被選中的工人可以鑽到附近的一家咖啡館裡等著開工，而剩下的人只能再去尋找別的工頭。在舊金山，碼頭工人是聚集在海港大樓（FerryBuilding）旁邊的人行道上；在利物浦，他們聚集在叫做“碼頭工人之傘”（更正式的名字是“利物浦高架鐵道”）的混凝土建築下面，等著有工頭過來拍他們的肩膀。17
挑選臨時工不僅僅是一個儀式，它還是一個賄賂和腐敗的誘因。《碼頭風雲》是經過了藝術加工的電影，但是現實生活中，給工頭塞錢往往就是得到一份工作需要付出的代價。紐華克的碼頭工人莫里斯？馬爾曼（MorrisMullman）證實，在1953年，因為有一次他拒絕給一個工會官員的“度假基金”出點兒錢，那之後他就再也沒被僱傭過。在新奧爾良（NewOrleans），每週兩三美元的賄賂是確保下一週有活兒乾的標準。強迫工人下賭注是工頭從他們那裡榨取錢財的另一種手段；沒有參加賭錢的工人可能會發現，他們很難被工頭選中。在很多港口，工頭通常都還有一項放債的副業。在利物浦的碼頭上，專門強迫工人借債的工頭被稱為“gombeenman”（放高利貸者）——這個詞語來自愛爾蘭語中表示高利貸的“gaimbin”一詞。透過借一筆每先令要付3便士利息（對短期的借貸來說就是25％的利息）的債，一個碼頭工人可能就得到了被僱用的保證，因為他知道，放貸者會從他的工資裡抽走還款。17
碼頭上的擁堵（6）
來自工會和政府的壓力漸漸地消除了臨時工挑選過程中某些最醜陋的惡行。在美國的太平洋沿岸，僱主在1934年的一次激烈罷工後失去了對僱傭過程的控制；從那以後，僱工的順序就由在工會控制的職業介紹所舉行公開抽籤來決定了。在二戰後，澳大利亞搬運工協會（AustralianStevedoringBoard）接管了碼頭工作的分派，而全英碼頭工人協會（Britain’sNationalDockLabourBoard）在1947年的成立也根除了搶工現象。在鹿特丹（Rotterdam），發生於1945和1946年要求改善工作條件的大罷工讓僱主們相信，僱用專職的員工要好過僱用臨時工；到了1952年，有一半以上的港口工人都成了某一家企業的正式員工。紐西蘭（NewZealand）和法國建立了政府機構來管制碼頭僱工。在1953年，為了打擊碼頭上的腐敗，紐約州和新澤西州共同創立了紐約港碼頭區委員會（WaterfrontmissionofNewYorkHarbo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