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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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五年九月以後，居正在百感俱集的當中，決定了兩件大事：第一是河漕機構的合併，第二是各省田畝的清丈。

明代對於河、漕的事務，最初分屬於兩個機構，河道總督專管黃河，漕運總督專管漕運。其後漕運總督兼管淮安以下入海的河道，而淮安以上仍屬河道總督。但是從淮安到茶城，借河為漕，河道總督底職權，只能管到這一段的黃河，對於河南以上的黃河，其實沒有管到，當時也沒有整理黃河上游的主張。因此河、漕兩個機構，永在摩擦的當中。這是一向的事實。萬曆四、五年間，河道總督傅希摯更和漕運總督吳桂芳不斷地爭執。五年九月，調山東巡撫李世達為河道總督。調河道總督傅希摯為陝西巡撫。居正以為有了辦法，但是隨即發現這是制度的問題，不是人的問題。十月中，再把世達調開，命桂芳兼理河、漕。六年正月，升桂芳為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理河、漕、提督軍務。（《明史·河渠志》“五年命桂芳為工部尚書兼理河漕。”語誤。兼理河、漕在五年、進工部尚書在六年。明《萬曆實錄》、《明史稿》及《明史·吳桂芳傳》語皆合。）河、漕兩個機構，到此正式合併。六年之初，居正有信給桂芳說：治河之役，朝廷以付託於公者甚重。……承示，恐流言之搖惑，慮任事之致怨。古人臨事而懼，公今肩巨任事，安得不為兢兢？若夫流議怨謗，則願公勿慮焉。孤淺劣無他腸，唯一念任賢保善之心，則有植諸性而不可渝者。若誠賢者也，誠志於國家者也，必多方引薦，始終保全，雖因此冒險蒙謗，亦無悶焉。顧近一、二當事者，其始未嘗不銳，至中路反為人所搖，自乖其說，或草率以塞責，或自障於垂成。此豈廟堂不為主持而流謗之果足為害耶？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行無越思，如農人之有畔。”願公審固熟慮，集思廣益，計定而後發，發必期成。至於力排眾議，居中握算，則孤之責也。使孤得請而歸，後來之事，誠不可知；若猶未也，則公可無慮矣。（書牘十《答河道司空吳自湖言任人任事》）

不幸就在六年正月桂芳病死，隨後再命潘季馴為右都御史兼工部左侍郎、總理河漕，至此河、漕方面得到一個正當的解決。

明代以前，國家歲入，以賦役為大宗，賦是田賦，役是丁役。要整頓國家底收人，便要從調查田地和戶口人手。滕文公要行仁政，使畢戰問孟子，請他指示井地的辦法。孟子說：“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鈞，谷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孟子這幾句話，固然透露他對於井田的理想，但是行仁政必自經界始，是一句顛撲不破的話。當時推有把田地、丁口，調查清楚以後，人民底擔負才能平均，不至於有一部分逃避責任，另一部分加重擔負的流弊。

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的調查；戶一千六百五萬二千八百六十，口六千五十四萬五千八百十二，田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到孝宗弘治四年重行調查的時候，中間經過九十八年的休養生息，貴州又經開闢，無論丁口和田地方面，都應當有鉅額的增加，但是實得的只有戶九百十一萬三千四百四十六，口五千三百二十八萬一千一百五十八，田六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田土調查在弘治十五年。《明史·食貨志》載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嘉靖八年霍韜言天下額田已減強半，其言皆誤。蓋嘉靖間修《會典》設以六百餘萬頃為四百餘萬頃。今以萬曆本《會典》考之，應作六。）這裡的結論不是丁口、田地底減少而只是擔負賦稅的丁口、田地減少了。豪門的家奴，兩京的匠役，都免除了役底義務，於是便有賣身投靠和冒充匠役的人民；再不然，便行賈四方，舉家舟居，調查戶口的也就無從著手。至於田地，也有撥歸王府的，也有隱託豪宗的；再不然，在治安有問題的地方，當然更談不上徵收。擔負賦稅的丁口、田地減少，一切的責任又加到其餘的人民身上，更加造成政治上的不平。萬曆五年十一月，居正疏請調查戶口、田地，凡莊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一概從實丈量，限三載竣事。（《明史紀事本末》作萬曆五年十一月，《明史·食貨志》作萬曆六年，《明紀》作萬曆七年十一月。按萬曆本《明會典》卷十七有萬曆六年田土實數。蓋疏請在五年，而開始調查則在六年。）這一件事業的完成，在居正歸葬以後，姑且不談。萬曆九年，蕭廩為陝西巡撫，儘管詔書嚴催調查隱田，蕭廩吩咐部下只要和舊額相等，無須多報。（《明史》卷二二七《蕭廩傳》）史冊流傳，以為美談。其實對於少數人的寬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