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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賢臣才是寶貝,珠玉有什麼用處!”神宗說。
“是呀,”居正再說,“明君貴五穀而賤珠玉;五穀養人,珠玉飢不可食,寒不可衣。”
“正是,”神宗說,“宮人們喜歡珠玉,但是朕在歲賜上,沒有一次不減省。”
“皇上說到這一點,真是社稷蒼生底福澤。”居正切實感到少年皇帝底“聖明”,同時也替戶部寬心。他知道歲出方面,又省去一些不必要的開支。這年內承運庫太監崔敏上疏請買金珠,奏疏發交內閣,居正看到以後,立即封還,切實給他一個否認。
居正底對付韃靼,也隨時考量到國家的財政問題。宣大邊外,俺答底問題解決了。隆慶五、六兩年的撫賞,所費不過萬餘,而所省己百餘萬,居正在給宣大總督王崇古的信上,曾經說起:“今所與虜者,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茲如此,若公與僕所為國謀者,忠乎否耶!”(書牘四《與王鑑川言虜王貢市》)他真有些自負。但是他對於薊遼,又是一種感想。薊遼邊外的“屬夷”請求加賞,他認為不值得。他說:今戶、兵二部,已議為曲處。但此數一增,後來遂為歲例,帑藏之入有限,犬羊之慾無窮,歲復增加,曷有紀極?此其弊源,必有所在,不塞其源而徒徇其欲,將不知其所終矣!薊門事體,與他鎮不同,僕日夜念之,未嘗少釋。凡有所求,所司未嘗不頻顣而語,屈意而從也。僕亦坐是,往往見惡於人,若僕有所私庇於薊者。然司農所藏,委為國乏,固亦無怪其頻顣也。幸僕今謬司國柄,俟邊警少暇,望公與鎮、巡諸君,虛心商量,思一長策,著實整頓一番,庶為經久之計。若但拆東補西,支援目前,費日增而無已,兵復弱而莫支,將來必有以為口實者,恐僕與諸公,皆不能逭其咎也。(書牘四《答劉總督》)
應當節省的錢都節省了:光祿寺採辦的錢,世宗末年,每年用十七萬,現在只用十三四萬,節約的力量,一直支配到皇上底御廚。但是節流只是一個方面,主要的方面還是開源。考成法實行了,開源便得到合法的立場。考成法是一根鞭子,它底目標是督促一切政務底進行。但是在財政方面,考成法底成績最顯著。居正說過:“考成一事,行之數年,自可不加賦而上用足。”(書牘七《答山東撫院李漸庵言吏治河漕》)這一句揭開居正底懷抱。
“不加賦而上用足”和桑弘羊底“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似乎神秘,實際上一點也不神秘。弘羊底武器是平準法,他打倒當時的富商大賈,把一切囤積居奇底利益,收歸國有,這樣應付了漢武帝時代的財政困難。居正底武器是考成法,他要實收糧賦,停止減免;這樣便可以摧殘當時的一部分大地主,維持國家底歲收。
明朝對於江南和浙西的稅額特重,尤其是蘇州府。明初蘇州府歲徵秋糧二百七十四萬六千餘石,和浙江全省相等,實在是一個駭人的數字。因此反而造成土地集中的情勢。貧農底生活困難了,田地賣給富家;富家的勢力擴大了,不但坐食田租底收入,而且因為地位優越,可以獲得減免底特惠。大地主底地位從此形成。大地主在減免的時候,可以優先享受;在科役的時候,可以設法避免;甚至在徵稅的時候,可以任意拖延。一切的利益都歸大地主;一切的負擔都歸貧農。到了貧農擔負不了的時候,於是便把田地賣給地主,從小農底地位,降為佃農。有的貧農索性連同土地和自由,一齊賣給地主,於是成為農奴;農奴對於主人,固然喪失平等的身分;但是對於國家,反而獲得意外的自由,催租科役的差人,從此不會上門。就是這一點,便可以引起小農底羨慕。有時小農底經濟狀況,還不十分困難的時候,自己也會到大地主家裡,請求收為農奴,這就是所謂“投靠家人”。所以從經濟的立場講,國家和大地主顯然地成為對立的形勢。大地主底勢力愈擴大,國家底歲入便愈減少。因為大地主底拖欠賦稅,以及投靠家人底逃避徭役,於是國家不得不把賦稅徭役分攤到無力拖欠或逃避的小農。其結果更把小農驅入佃農或農奴的地位,越發增加大地主底勢力。國家的力量,只增加事態底嚴重。
這時是十六世紀,社會革命的呼聲沒有發動,平均地權的主張沒有提出。有心的當局只有從“摧豪強,抑兼併”的途徑入手。隆慶三年海瑞為應天巡撫,他底目的便是摧殘大戶。貧農底田產併入大戶的,海瑞設法替他們奪還,實行他所看到的社會政策。後來萬曆十五年海瑞在南京死了,小民罷市,當他底棺樞出城的時候,沿江號哭相送的人,百里不絕,但是隆慶四年,海瑞就因為“魚肉摚�穡�爛�藝�鋇拿�灞慧潰�獬�μ煅哺АU飫錕闖齙筆鋇牡刂骼�婧託∶窶�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