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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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遠了，我們對於他底生活，永遠感覺到一層隔膜；太近了，我們又常常因為生長在他底影響下面，對於他底一生，不能得到全面的認識。那一個秋天，我因為傳主底選擇，經過不少的痛苦。

最後才決定了張居正。中國歷史上的偉大人物雖多，但是象居正那樣劃時代的人物，實在數不上幾個。從隆慶六年到萬曆十年之中，這整整的十年，居正佔有政局底全面，再沒有第二個和他比擬的人物。這個時期以前數十年，整個的政局是混亂，以後數十年，還是混亂：只有在這十年之中，比較清明的時代，中國在安定的狀態中，獲得一定程度的進展，一切都是居正底大功。他所以成為劃時代的人物者，其故在此。但是居正底一生，始終沒有得到世人底瞭解。“譽之者或過其實，毀之者或失其真”，是一句切實的批評。最善意的評論，比居正為伊、周，最惡意的評論，比居正為溫、莽。有的推為聖人，有的甚至斥為禽獸。其實居正既非伊、周，亦非溫、莽：他固然不是禽獸，但是他也並不志在聖人。他只是張居正，一個受時代陶鎔而同時又想陶鎔時代底人物。

但是，許多困難的問題來了。

第一，居正是幾乎沒有私生活的人物。現代傳記文學，常常注意傳主底私生活。在私生活方面的描寫，可以使文字生動，同時更可以使讀者對於傳主發生一種親切的感想，因此更能瞭解傳主底人格。但是關於居正底私生活，我們所知道的太少了；明代人筆記裡面，也許有一些記載，我們為慎重起見，不敢輕易採用，這一個缺憾，幾於無法彌補。

第二，居正入閣以後的生活中心，只有政治；因為他佔有政局底全面，所以對於當時的政局，不能不加以敘述。繁重、瑣屑，都是必然的結果，但是不如此便不能瞭解居正。也許有人以為史傳中的人物，寥寥數百字，可以挈舉當時政局底大概，為什麼要這樣地浪費筆墨？不過，任何一篇史傳，只是全部正史底一篇，在史家運用互見之例，儘可言在於此而意喻於彼，這是傳記文學作品享受不到的便利。

最困難的是一般人對於明代大局的認識。大家知道居正綜核名實，但是要他們舉出名實是怎樣地綜核，他們便有些茫然。一個研究中國文學的大學生不知道明朝內閣底制度；一個研究政治的專家不知道明朝實際政治底運用，不是一件罕見的事。尤其不幸的是人們那番“好古”的精神。因為好古，所以不知現代，乃至不知和現代接近的時代。一般人知道秦始皇築長城，而不知現在的長城是楊一清、餘子俊、翁萬達、楊博等所築的邊牆；他們知道隋煬帝開運河，而不知現在的運河是宋禮、萬恭、李化龍、曹時聘等所鑿的水道。知識界這種知古而不用今的習氣，使得他們對於近代的事態，發生一種隔閡。說少了，他們不會明自；說多了，他們會嫌煩凟：這是一個兩難的境地。

這許多困難底後面，還有一個難題，便是材料底缺乏。《明史》、《明史紀事本末》、《明紀》、《明史稿》、《明會典》這一類常見的書籍，固然可以到手；但是重要的材料如《明實錄》，就正是一部不能輕易看到的書，除了間見徵引以外，竟無從利用，不能不算是一件遺憾的事。

主要的史料仍是《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以本人底著作，為本人底史料，正是西方傳記文學底通例。一個人底作品，除了有意作偽一望即知者以外，對於自己的記載，其可信的程度常在其他諸人底作品以上。關於這一點，當然還有一些限制：年齡高大，對於早年的回憶，印象不免模糊；事業完成，對於最初的動機，解釋不免遷就。對於事的認識，不免看到區域性而不見全體；對於人的評判，不免全憑主觀而不能分析。人類只是平凡的，我們不能有過大的期待，但是隻要我們細心推考，常常能從作者底一切踳駁矛盾之中，發現事態底真相。西方傳記文學以傳主底作品為主要的材料，其故在此。

《張文忠公全集》四十六卷底母本，是明刻《太嶽集》，卷數同。在這四十六卷之中，共奏疏十三卷，書牘十五卷，文集十一卷，詩六卷，《女誡直解》一卷。除《女誡直解》以外，一切都和居正生活有關，當然是最好的史料。但是事實上這並不是居正全集底原貌。居正進白蓮、白燕頌，見《明史》，今集中有《白燕曲》而無《白蓮頌》。居正為高拱墓銘，見書牘卷十四《答司馬曹傅川書》，今不見文集。居正有《請令天下度田疏》，略見《明史紀事本末》，今不見奏疏。張嗣修《編次先公文集凡例》言“先公文集，在舊記室所者，自嗣修等逢難，十餘年後，始得完歸，存者十八，逸者十二；如少年所作諸賦，全逸；應制詩，敕撰文，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