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居正大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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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春宇名應元，時為大同巡撫，大致和居正關係不深，因此居正對他底話有些閃鑠。王之誥、徐階、李春芳和居正關係較深，這幾封信，值得仔細尋味。尤其王之誥是居正底親家，所以說話更切實。

從居正以上，高拱、徐階、嚴嵩、夏言，凡是當過國家大權的，最後都支付了最大的代價。有的被殺，有的兒子被殺；即使幸而不死，也常有被殺的危險。這一個傳統太危險了，時時給居正以威脅。萬曆五年，居正沒有去位，實際也不免有些懼禍的意思。他說：“恆恐不保首領以辱國家。”知道這一個時期實際政治情形的人，一定明白居正不是亂說。從五年到八年，居正底政治地位更加鞏固，然而居正底危險也更加擴大。一切的危險都發生在神宗身上。

明朝的政治情形，有一點和前後不同的地方，便是沒有攝政的制度。英宗九歲即位，世宗十六歲即位，神宗十歲即位，嘉宗十六歲即位，都沒有攝政或是太后垂簾聽政的傳統。在這一群皇帝中間，世宗最能幹，即位不久，大權隨即到手，嘉宗是一個白痴，大權始終旁落：英宗、神宗即位時的年齡更小，當然談不到親政，英宗初期的楊士奇、楊榮、楊溥，和神宗初期的高拱、張居正，名為內閣大學士，其實是攝政大臣，這是無可否認的史實。三楊始終維持一個合作的局面。高拱、張居正當穆宗在位的時候，在最後的階段裡，已經不能並存，神宗即位以後，居正利用政治機會，撇開高拱，成為實際的獨裁者，這也是無可否認的史實。以後居正逐漸鞏固既得的政權，內而內閣、六部、都察院，外而各省督、撫，沒有一個不是居正推薦的人，言官之中，御史、給事中也幾乎沒有一個不聽居正底指揮。在神宗尚幼的時候，這個正和《古文尚書·伊訓篇》所說的“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偽孔傳》“伊尹刮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相合。但是現在神宗年已十八，久已超過應當親政的時期。居正當國，便等於神宗失位，成為不能並立的形勢。在這一個情態之下，居正頭腦糊塗一點，便可以做王莽；氣魄大一點，也可以做曹操。但是居正不是王莽、曹操，而且在那個提倡忠孝的環境之下，也不容許王莽、曹操的產生。居正以忠孝自負，而忠孝自負的主張，又和專權當國的現實，不能融洽，心理遂陷於極端的矛盾狀態。

矛盾的心理，懼禍的心理，最後驅使居正走上歸政乞休的路線。以威福奉還主上，也許神宗不至於不容自己優遊林下吧！他甚至說不敢決計從此一去不返，只要稍許休息，日後在必要的時機，仍然“朝聞命而夕就道，效死疆場，亦所弗避”。（見《再乞休致疏》）這是委婉的說法，只想神宗給他一個脫身的機會。居正不是沒有機權的人，但是這一次的乞休，確是出於至誠。攝政的皇帝做過八、九年，明代開國以來，四個在位的皇帝，時期都沒有這樣長，居正還不應當滿足嗎？對內對外，整個的國家上了軌道，自己去位以後，內閣裡面張四維、申時行，都是自己引進的人，諒意不至於反噬。江陵的家產雖然不大，但是總算富厚了，那裡有五十幾歲的老妻，有兒子，還有最近新添的三、四個孫子，門庭以內，充滿快樂的空氣，為什麼不回去？居正又曾說過：“不穀比者抗疏乞歸，‘群情驚惑，不知鄙意固有在也。夫不得決去於宅憂之時，而乃乞骸於即吉之後，此豈尋常大臣所為進、退者耶？顧此意不敢以告人，而世亦無知我者。茲承華翰，深獲我心，但獎借過情，深用為愧耳。”（書牘十二《答憲長徐中臺》）徐中臺怎樣“深獲我心”，我們無從知道，但是從居正和他的關係而論，中臺還夠不上深談，居正之言，只是一種機權。假如我們記得居正宅憂之時，神宗年十五歲；乞骸之時，神宗年十八歲：那麼我們不難深獲居正底用心。

一切都看在那個小農之女底目光裡。是因為她從民間出身，接近大地，所以賦有特殊的智慧，驚人的常識嗎？我們不敢說。但是她能瞭解居正，她對神宗說：“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這是一位隨時督責，隨時罰跪的母親，連外祖父武清侯李偉都畏懼她，有一次外祖父做錯事，聖母把他召進宮內，切實訓戒，（見《明史》卷三〇〇《外戚傳》）何況自己？”神宗又在沉思了。龍箋手敕提到聖母慈諭，實際是把居正攝政的時期，再延長十二年；也就是神宗底失位，再延長十二年。神宗說過：“朕垂拱受成，倚毗正切，”這九個字，值得仔細玩味。在虛君政治制度沒有確實成立以前，這一種辦法，必然會造成皇帝和首輔的決鬥。殘忍的女人啊！一位毛妃，造成居正和遼王憲【火節】的決鬥；一位李太后，造成居正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