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憤懣，竊以為此輩若遇聖祖，不知當以何法！”
神宗說：“有司為民害者，當著實重處。”
居正看到神宗怒形於色，當即說道：“今後有犯者，當如聖諭。”於是他又從容說：“近年以來，正賦不虧，府庫充實，皆以考成法行，徵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風災，畿輔之地，雨澤愆期，二麥將槁，將來議蠲議賑，勢不容已，賦稅所入，必不能如往年，惟皇上量入為出，加意撙節，如宮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類，可減者減之，賞來可裁者裁之。至如施捨一節，尤當禁止，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為尤大乎？”
“然，”神宗說。“今宮中用度，皆從節省，賞賜亦照常例，無所增加。”
“皇上所謂常例者，”居正說，“亦近年相沿，如今年暫行，明年即據為例，非祖宗舊例也。臣不暇遠引，如嘉靖中，世宗皇帝用度最為浩繁，然內庫銀兩，尚有餘積，隆慶初年冬，餘庫尚餘百餘萬。今每歲金花銀百二十萬，每按季預進，隨取隨用，常稱缺乏。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乎？臣等職在輔導，為國家長久之慮，不敢不盡言，惟皇上留神省察。”（奏疏十《文華殿論奏》。對話用原文。）
居正這一次議論，從救災到節用，論點不斷地轉移。但是不能節用，便談不到盈餘，沒有盈餘，當然說不上救災，前後自有一貫的道理。在節用方面，居正指出兩點，他希望節省服御賞賚，同時他也希望禁止施捨。神宗撇開禁止施捨一面，只談服御賞賚，居正便從這一方面，和神宗起了一點小小的爭執。神宗說這是舊例；居正說這只是神宗自己底舊例，不是祖宗底舊例。他證實神宗底揮霍，最後告以“有限之財安能當無窮之費？”但是關於施捨方面，神宗避免討論，居正也不追問。為什麼？因為這是慈聖太后之事，其實與神宗無涉。
慈聖太后究竟是一個婆婆。穆宗在位的時候，她就想起要做一些功德，福國裕民。萬曆元年，慈聖太后和神宗說，要建豚州胡良河、巨馬河兩條大橋。神宗對居正講了，居正說道：“時絀舉贏，古人所戒：皇上即位之初，一切更當與民休息，建橋太勞民，且費巨，誠恐有司亦不能辦。奈何？”
“聖母自己出錢募工，一錢不取於官，一夫不取於民，”神宗說。
“好極，”居正叩頭說。
慈聖太后發內帑五萬兩，由工部派員監工，萬曆二年正月兩橋成功，共費七萬餘兩。橋工完成，慈聖太后又要在豚州建碧霞元君廟。碧霞元君據說是東嶽大帝之女，更有些荒誕。太后底主張提出以後，工部尚書朱衡和工科給事中請求停工，無效。戶科給事中趙參魯疏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興役濬河，鬻及妻子，陛下發帑治橋建廟，已五萬有奇，苟移賑貧民，植福當更大。”參魯底話，還是無效。
自此以後，萬曆二年建承恩寺、海會寺，三年修東嶽廟，四年建慈壽寺，五年建萬壽寺：在這些功德方面，慈聖太后一步沒有放鬆，但是居正也處處提出民生底困苦。他說：夫林茂而鳥悅，洲深而魚樂，魚鳥之情，何期於林、淵哉，所寄在焉。故凡億兆之命，懸於一人。天子明聖，則生人禔福，故億兆之情，莫不願人主之壽者，斯亦魚鳥之願歸於茂林深淵也。然則，茲宇之建設，雖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財，而可以祝聖母萬壽者，臣民猶將樂趨焉，況役不民勞，費不公取，用以保國乂民，功德無量，為臣子者，其踴躍而讚頌之，詎能已耶？（文集四《敕建萬壽寺碑文》萬曆八九年間，慈聖太后又在五臺山建大寶塔寺。施捨方面，還是不斷進行，居正所說“與其惠緇黃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寬恤百姓，全活億兆之命，其功德為尤大乎”？正是趙參魯底主張。
萬曆九年五月，居正奏請盡賣民間種馬，他底目的，當然還是解決當時民間的痛苦。本來明朝的馬政，是一件非常複雜的制度。除了御馬監、太僕寺、行太僕寺、苑馬寺養馬以外，還有民間孳牧，也屬太僕寺管轄。從洪武年間到弘治六年，經過幾度的立法，民間養馬的額數確定了，種馬由國家分發，草料由民間供給，孳生駒數也有法定的限額。在明初芻牧地廣的時候，養馬沒有什麼困難，以後耕地擴大，牧地縮小，養馬便成為一種苛政，慢慢地走上買馬納馬的路線。買馬是向韃靼買馬以供軍用，遇到朝廷和韃靼發生戰事的時候，這是一個全不可恃的來源：納馬是捐馬授職的制度，正德、嘉靖年間，軍事緊急的時候，都曾行過，當然也不是辦法。隆慶二年，太常少卿武金主張盡賣種馬，當時兵部議定養、賣各半，種馬只剩六萬餘匹。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