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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幾個人——張國燾、我、羅章龍、李梅羹、鄧中夏就開會研究，會議是誰主持的我已記不清楚。李大釗、陳德榮沒有參加這次會議。會前是否徵求李大釗先生的意見我不知道，李先生很和氣，就是徵求他的意見他也不會反對。在會上，有的人叫鄧中夏去上海開會，鄧中夏說他不能去，羅章龍也說不能去，於是就決定由我和張國燾兩個人去出席‘一大’。”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二○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第六部分：聚首“二李”發出了召開“一大”的通知 2
李大釗沒有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是人們所關注的。劉仁靜如此回答：
“李大釗先生當時沒有參加‘一大’，我不知道是什麼原因。我估計一方面是他工作忙，走不脫；另一方面，當時我們北京小組開會研究誰去上海出席‘一大’時，也沒有推選到他。”劉仁靜：《回憶黨的“一大”》，《“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二一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張國燾則說：“北京支部應派兩個代表出席大會。各地同志都盼望李大釗先生能親自出席；但他因為正值北大學年終結期間，校務紛繁，不能抽身前往。結果便由我和劉仁靜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會。”《張國燾回憶中國共產黨“一大”前後》，《“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一六八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長沙〕
毛澤東跟斯諾談話時，提及一句：“在上海這次有歷史意義的會議上，除了我以外，只有一個湖南人（引者注：指何叔衡）。”埃德加·斯諾：《西行漫記》，一三三頁，三聯書店一九七九年版。
在謝覺哉的一九二一年六月二十九日的日記中，有這麼一行字：“午後六時，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潤之，赴全國○○○○○之招。”
據謝覺哉說，“○○○○○”即“共產主義者”。生怕暴露秘密，畫圈代意。
何叔衡早逝，沒有留下回憶文章。
〔武漢〕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接受尼姆·韋爾斯的採訪時說：“我參加了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湖北省派陳潭秋和我。”董必武：《創立中國共產黨》，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二九二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陳潭秋在一九三六年說：“武漢共產主義小組代表是董必武同志和我。”陳潭秋：《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共產國際》一九三六年第七卷第四、五期合刊。
〔濟南〕
王盡美、鄧恩銘早逝，沒有留下回憶文章。
〔廣州〕
包惠僧說：“此時，陳獨秀及我都在廣州，接到臨時中央的信，要陳獨秀回上海，要廣州區派兩個代表出席會議。陳獨秀因為職務離不開即召集我們開會，決定推選我同陳公博代表廣州區。”
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二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有一天，陳獨秀召集我們在譚植棠家開會，說接到上海李漢俊的來信，信上說第三國際和赤色職工國際派了兩個代表到上海，要召開中國共產黨的發起會，要陳獨秀回上海，請廣州支部派兩個人出席會議，還寄來二百元路費。陳獨秀說第一他不能去，至少現在不能去，因為他兼大學預科校長，正在爭取一筆款子修建校舍，他一走款子就不好辦了。第二可以派陳公博和包惠僧兩個人去出席會議，陳公博是辦報的，又是宣傳員養成所所長，知道的事情多，報紙編輯工作可由譚植棠代理。包惠僧是湖北黨組織的人，開完全會後就可以回去。其他幾個人都忙，離不開。陳獨秀年長，我們又都是他的學生，他說了以後大家就沒有什麼好講的了，同意了他的意見。”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三六八至三六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陳公博回憶說：“上海利用著暑假，要舉行第一次代表大會，廣東遂舉了我出席……”《陳公博回憶中國共產黨的成立》，引自《“一大”前後——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前後資料選編》（二），四一九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版。
〔日本〕
施存統說：“日本小組還只有兩個人，即我和周佛海。我們二人互相擔任黨代會的代表，最後由周出席（因為周已多年未回國）。”
施存統：《中國共產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