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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考慮這一地區黨員人數的多寡，即上海、北京、長沙、武漢、濟南、廣州、日本，共七個地區。至於法國，由於路途遙遠，信件往返及代表趕來，已經來不及，所以未發邀請信。
邀請信由“二李”分頭去寫。
在不少中國共產黨黨史著作中，寫及馬林、尼柯爾斯基與“二李”商談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時，張太雷在場（包括有關張太雷的傳記中也是這樣寫的）。查其根據，乃出自張國燾回憶錄中的一段文字：
“他（引者注：指張太雷）的英語說得相當流利，故李漢俊派他做馬林的助手。馬林與李漢俊、李達會面時，都由他在場任翻譯。這位生長在上海附近的漂亮青年，有善於交際的海派作風。……”
筆者以為，張國燾的回憶可能有誤：張太雷當馬林的翻譯，是在一九二一年八月，即張太雷出席共產國際“三大”之後，從蘇俄回到上海。張國燾錯把八月份的印象寫入六月份的事。
據檔案記載：張太雷於一九二一年五月四日在伊爾庫茨克出席朝鮮共產黨代表大會。五月七日還在大會發了言。接著，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二日在莫斯科出席了共產國際“三大”。
馬林和尼柯爾斯基是在六月三日抵滬的。張太雷在伊爾庫茨克出席了朝鮮共產黨代表大會之後，倘若馬上動身回滬，是可能與馬林、尼柯爾斯基會面的。但是，會面之後，又參加關於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的討論，起碼在六月十日才可離滬。按照當時的交通條件，他無論如何不可能在六月二十二日趕到莫斯科——因為從上海到赤塔大約要十天，從赤塔到伊爾庫茨克要四天，從伊爾庫茨克到莫斯科約半個月，總共約需一個月！也就是說，他即便六月三日一到上海，馬上與馬林、尼柯爾斯基見了一面，翌日就動身去莫斯科，也來不及！何況，六月二十二日是大會開幕式，他總得提早幾天到達，那就更不可能在六月上旬回到上海。
張國燾的回憶錄是在一九七一年寫的，時隔半個世紀，把八月的事記成六月的事是很可能的。
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負責人舒米亞茨基的悼念張太雷的文章是在一九二八年發表的。他與張太雷在伊爾庫茨克共事。他的文章沒有提及張太雷在五、六月間曾回國一次，而是說：“一九二一年六月，張太雷同志與楊厚德（引者注：即楊明齋）一起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三次代表大會。”
另外，查閱出席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其他代表的種種回憶文章，也未見到寫張太雷五、六月間在上海。
信、匯款，由“二李”分別寄出之後，各地的小組商議派出代表。
〔北京〕
羅章龍如此回憶──
“一九二一年暑期將臨的時候，我們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時獨秀亦從南方來信，不在上海）要我們派人去參加會議，我們對會議的性質並不如事後所認識的那樣，是全黨的成立大會。時北方小組成員在西城闢才衚衕一個補習學校兼課，就在那裡召開了一次小組會議，會上推選赴上海的人員，守常先生那時正忙於主持北大教師索薪工作（原索薪會主席為馬敘倫，馬因病改由守常代理，這次索薪罷教亙十個月之久）。在場的同志因有工作不能分身，我亦往返於長辛店、南口之間，忙於工人運動，張國燾已在上海，乃推選張國燾、劉仁靜二人出席，會上未作更多的準備工作，劉仁靜赴南京參加少年中國學會，會後才到上海的。”《回憶李大釗》，四○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年七月版。這一資料是羅章龍之孫羅星元讀了《紅色的起點》之後，於一九九一年十月抄寄筆者的。
羅章龍之孫羅星元則曾這樣記述羅章龍的回憶──
“一九二一年中共‘一大’前夕，我爺爺接到上海中央的通知要去上海參加一大會。可是他那時在北方領導工人運動，工作非常忙，竟然脫不開身。他拿著中央召開‘一大’會的通知找到劉仁靜說讓劉仁靜代替他去，因為劉仁靜當時的主要工作是任英語翻譯。這就是爺爺為什麼沒有出席‘一大’會的原因。劉仁靜生前曾將以上情況告訴了中國革命博物館，但我不知道劉仁靜是口述還是寫成了書面的回憶。”引自羅星元一九九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致筆者信。
劉仁靜如此回憶——
“一九二一年暑假，我們幾個北大學生，在西城租了一所房子，辦補習學校，為報考大學的青年學生補課。張國燾教數學、物理，鄧中夏教國文，我教英文。正在這時，我們接到上海的來信（可能是李達寫的），說最近要在上海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要我們推選出兩個人去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