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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陳潭秋。
此文用俄文發表。當時，作者在蘇聯莫斯科，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十五週年而作。
這是早期的關於中國共產黨“一大”的紀念文章，頗有史料價值。但是，此文在解放後才被中國共產黨黨史專家們發現，譯成中文，刊載於《黨史研究資料》。為了譯成“七月下半月”還是“七月底”，譯者頗費了一番工夫——因為當時流傳甚廣的說法是七月一日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
陳潭秋文章中提及的那“九個臨時寓客”，據稱是“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
其實，這個“旅行團”如陳潭秋所寫的：
“這些人原來就是各地共產主義小組的代表，為了正式組織共產黨，約定到上海來開會。”
那“九個臨時寓客”是：毛澤東、何叔衡、董必武、陳潭秋、王盡美、鄧恩銘、劉仁靜、包惠僧。包惠僧剛到上海那天，是住在漁陽裡二號，張國燾叫他搬到博文女校去。
張國燾常在博文女校，有時也睡在那裡，但他在上海還另有住處。
“二李”住在上海自己家中。陳公博帶著太太來，住在大東旅社。
博文女校雖說是學校，其實不大，相當於三上三下的石庫門房子。坐落在法租界白爾路三八九號（後改蒲柏路，今太倉路一二七號）。也是一幢青紅磚相間的二層房子，典雅大方，屋裡紅漆地板。這所學校不過百把個學生。
博文女校怎麼會成為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們的“招待所”呢？
原來，“二李”都與這所學校校長頗熟。
博文女校校長黃紹蘭，早年畢業於北京女子師範學堂。辛亥革命後，黃興出任南京留守處主任，黃紹蘭曾在黃興手下工作。一九一七年，黃紹蘭來上海，擔任博文女校校長，聘請黃興夫人徐宗漢為董事長。黃紹蘭的丈夫黃侃，字季剛，是北京大學文學系教授。
黃紹蘭、黃侃都是湖北人，與李漢俊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