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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系教授。
黃紹蘭、黃侃都是湖北人，與李漢俊有著同鄉之誼。
李漢俊的嫂嫂——李書城的續絃薛文淑，當時便是博文女校的學生。李書城、李漢俊都與黃紹蘭校長相熟。博文女校離望志路李公館不過一站路而已。
李達的那位個子嬌小的妻子王會悟，當過黃興夫人徐宗漢的秘書，而徐宗漢是博文女校的董事長。李達也與黃紹蘭認識。
黃紹蘭的家，也住在博文女校裡。時值暑假，學校空著。當黃紹蘭聽王會悟說“北京大學暑期旅行團”要藉此住宿時，便一口就答應下來——這不光因為黃紹蘭與“二李”有友誼，而且她的丈夫也是北大的。
旅行團陸陸續續到達了。董必武先在湖北善後公會住了些日子。毛澤東在博文女校住了幾天之後，看樣子代表們一下子還到不齊，便到杭州、南京跑了一圈。直到陳公博抵滬，那“九個臨時寓客”才都住進博文女校。
據包惠僧回憶：
“當街的兩間中靠東的一間是張國燾、周佛海和我住的。張國燾也不常住在這裡，他在外面租了房子。鄧中夏到重慶參加暑假講習會路過上海，也在這間住了幾天，靠西的後面一間是王盡美、鄧恩銘住，毛澤東是住在靠西的一間。這房屋很暗，他好像是一個人住。……除了毛澤東是睡在一個單人的板床是兩條長凳架起來的，我們都是一人一張席子睡在地板上，靠東一邊的幾間房屋當時是空著的。”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三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付了兩個月的租金，只住了二十天左右。……交房租是我同黃兆蘭（引者注：應為黃紹蘭）校長接洽的。在暑假中僅有一個學生，房子很多，學校裡沒有什麼人，很清靜。我們住的是樓上靠西的三間前樓。”包惠僧：《包惠僧回憶錄》，三○至三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
就在最後一位代表陳公博來到上海的翌日，即七月二十二日，在博文女校樓上開過一次碰頭會——包惠僧說“像是預備會”，而陳潭秋則稱之為“開幕式”。
包惠僧在他的回憶錄中說：
“在大會開會的前一天，在我住的那間房子內商量過一次（像是預備會），並不是全體代表都參加，我記得李漢俊、張國燾、李達、劉仁靜、陳潭秋、周佛海和我都參加了，其餘的人我記不清楚。李達也把王會悟帶來了，我們在裡間開會，她坐在外間的涼臺上。”
陳潭秋則在他一九三六年發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中寫道：
“七月底大會開幕了，大會組織非常簡單，只推選張國燾同志為大會主席，毛澤東同志與周佛海任記錄。就在博文女校樓上舉行開幕式……”
第六部分：聚首查清中共“一大”開幕之日 1
科學家指出，就人的記憶力而論，最弱的是數字記憶，其中包括對於電話號碼、門牌號、編號以及對於日期的記憶。
也正因為人們對於日期的記憶最弱，中國共產黨“一大”的召開日期曾成為歷史之謎。
中國共產黨“一大”是在一九二一年召開的，眾多的當事者對年份倒是記得清楚的。至於是哪個月召開的，記憶開始模糊。而究竟是哪一天開的，則完全陷入了記憶的模糊區之中。
除了記憶之誤，中國人當時習慣於陰曆，更加重了這個歷史之謎的複雜性。
毛澤東在一九三六年對斯諾說：“一九二一年五月，我到上海去出席共產黨成立大會。”毛澤東所說的“五月”，很可能指的是陰曆。
董必武在一九三七年則對斯諾夫人尼姆·韋爾斯說：“一九二一年七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代表會議……”
張國燾在一九五三年寫道：“一九二一年五月我遇見毛，那時他被邀參加中國共產黨在上海的第一次會議……”
至於陳潭秋在一九三六年那篇用俄文發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的回憶》，不論譯成“七月底”或“七月下半月”、“七月下旬”，總是表明在七月十五日之後召開中國共產黨“一大”。
中國共產黨日益壯大，紀念中國共產黨誕辰也就提到日程上來。陳潭秋的文章，便是為了紀念中國共產黨誕生十五週年而作。可是，說不清一個具體的日期，畢竟會給紀念活動帶來困難。
“這樣吧，就用七月的頭一天作為紀念日。”一九三八年五月，當越來越多的人向當時在延安的兩位中國共產黨“一大”代表——毛澤東和董必武詢問黨的生日時，毛澤東跟董必武商量之後，定下七月一日作為中國共產黨的誕辰紀念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