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部分 (第2/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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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將需要進行調整。
未雨綢繆，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在火奴魯魯我就問保羅·D·哈金斯上將，他認為徹底消滅越共的軍事力量需要多長的時間。他的估計大致是這樣的：在南越的軍事力量和保安部隊能夠被充分調動，並在各個地區開始向越共發動決定性的行動，這種局面出現後大致需要一年。
綜合了許多人的估價之後，我做出了一個分期撤離美國顧問的長期計劃，其根據是，假設制服越共將需要三年時間，而到那時，我們在南越的顧問人數將會達到近一萬六千名。
次年春天，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我問羅伯特·湯普森爵士，在削減顧問的人數上，他有什麼樣的想法。他回答說，如果繼續取得進展，到夏天時，越共能夠被從某些特殊地區清除乾淨的話，那麼，削減一千人就是完全可能的。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在火奴魯魯再次見到保羅·D·哈金斯上將時，他對我說，我們在戰爭中仍然取得了進展。因此，我要求軍隊做出一個分期撤離美國軍事人員的計劃，在年底時，開始撤離一千名顧問人員。
大約與此同時，一場宗教與政治危機席捲了南越。佛教僧侶對吳庭豔政權控制宗教自由產生了極大的反感，併發起了一場抗議運動，而吳庭豔的保安部隊對此進行了嚴厲的鎮壓。這一野蠻的舉動招致了更為廣泛的抗議活動，一些佛教的忠實信徒們甚至不惜自戕生命，採用了極其恐怖的抗議手段。我和華盛頓的其他人士均對此深感震驚，吳庭豔的統治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危機。
八月底，形勢仍然處於動盪之中，這時參謀長聯席會議按我的要求交上了撤離人員的計劃。他們說明了自己的看法，認為，在危機尚未平息之前，美國的軍事人員是不應該撤離的。他們建議，在十月底之前，不應就撤離計劃的實施做出決定。
推遲實施該項計劃的希望，反映了參謀長聯席會議成員們的重大分歧，他們就這一問題的看法分成了兩派。在我們的使命上，雙方並無分歧，均認為是，訓練南越人以使其能保衛自己。但是，其中的一方認為，我們應該一直呆在南越，直到他們確實具備了這一能力，而不管這需要花費多少時間。
另一方則認為，我們的訓練應有一個既定的期限，期限到達後，即應撤離。倘若直到那時，南越人尚不懂得如何保衛他們自己，那麼，將意味著他們是無法被訓練的。這些分歧尚未達到白熱化的程度，一直潛在地存在著，也從未被充分地討論或解決。對於一九六三年十月二日總統做出的一項重大決定來說，這些分歧將產生至關重大的影響作用。
第三章 一九六三年的寒秋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四日至十一月二十二日）
整個夏天，佛教僧侶與南越政府之間的對抗一直處於暗中積蓄的狀態中，八月二十一日，政府突然採取鎮壓行動。在吳庭豔的批准之下，吳庭儒命令一支精銳的部隊於凌晨時分襲擊了佛教的寺院。他們擊碎了阻擋他們前進的大門，毆打那些企圖抵抗的和尚們，並將數百人關進了監牢。
吳庭豔曾親口向即將離任的美國大使小弗雷德裡克·E·諾爾廷信誓旦旦地保證，絕不會再對佛教人士採取新的鎮壓行動了，然而，他卻並沒有信守諾言。與這種背信棄義行徑出現的同時，另一方面的事情也正發生著微妙的變化，這與巴黎的戴高樂總統有關。在初夏之時，我們就得到訊息說，吳庭豔透過其兄弟吳庭儒已與河內進行了秘密的接觸。戴高樂也從他在北越和南越的情報人員那裡獲悉了同一訊息，他熱衷於法國對印度支那地區再度發生影響，並認為，此時正是一個絕妙的良機。他迅速發出了呼籲，希望越南再度統一和實現中立。我們還無法證實這些謠傳的真實性，但很想搞清楚，吳庭豔是否想利用此點來要挾美國，以減輕因為對不同政見者的鎮壓，我們對他所施加的壓力。
吳庭豔已不會再有機會上演襲擊寺院之類的慘劇了。正是在這一週，我們對於越南問題上的所有決策者——約翰·F·肯尼迪總統、迪安·臘斯克、麥喬治·邦迪、約翰·A·麥科恩和我——統統同時離開了華盛頓，在我的記憶中，這是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總統正在海恩尼斯港口，而我和瑪格麗特也在懷俄明州的特頓地區，進行一次短暫但又必不可少的度假。儘管，我們的住地是有電話的，但是，由於離開的時間較長，就像我平日離開華盛頓時那樣，我授權我的副部長來處理一切事務。
八月二十四日，有關暴力行為的情報潮水般地向華盛頓湧來，幾位留守在華盛頓的軍官認為，這正是一個千載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