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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間已被陳炯明的軍隊搜查過，因為有嫌疑，但是我再也無力前進就此歇足。那夜通宵聞見炮聲……再後才欣然聽見戰艦開火的聲音，使我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無恙了。”
慶齡最後寫道：
“第二天，仍舊化裝為村嫗，我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鐵工同志替我找一小汽船。我與衛兵才到嶺南＇前美國人辦的嶺南大學，今中山大學，在珠江之南＇，住友人家。在河上，我們看見幾船滿載搶掠品及少女，被陳炯明的軍隊運往他處。後來聽說有兩位相貌與我相似的婦人被捕監禁。……”
“那天晚上，我終於在艦上見到中山先生，真是死別重逢。後來我仍舊化裝由香港搭輪來滬。”
在這篇記述中，慶齡沒有提到她的懷孕，也沒有提到她在脫險過程中因過度緊張勞累而致流產。這一事實看來是確鑿的，但流產的地點不很清楚，多數記述認為是在嶺南大學校長鍾榮光博士家中，慶齡最後是在這裡暫避的。這件不幸的事情對她和她的丈夫在精神上造成的痛苦是很巨大的，特別對她來說是如此，因為她熱愛孩子，而據說醫生以後檢查的結果是她不可能再妊娠了。
孫氏夫婦是乘英國炮艦“摩軒”號由廣州赴香港的。這事出於孫中山的美國老友及法律顧問羅伯特·諾曼的大力協助。他先向美國駐廣州總領事提出，由美國炮艦送他們去港，但被拒絕。英國人當然不比美國人更喜歡孫中山，但他們的頭腦看來要更復雜些：孫中山和他的信徒們在密邇香港的廣東有根深蒂固的勢力，而且說不定將來的天下也可能是他們的，那又何必做得太絕呢？
在香港，孫中山和宋慶齡換乘民用客輪“俄羅斯皇后”號赴上海。
有兩件有意義的事在這裡可以附帶提一下。
陳炯明佔據廣州後，得到了一些孫中山早期同蘇俄和共產國際使者談話的書面記錄。他把這些記錄（可能還加上一些歪曲和編造的材料）送到香港和大陸的一些不傾向革命的中國報紙和具帝國主義色彩的外國報紙去發表，這些報紙對之大事渲染。陳藉此以“使中國免於共產主義的大救星”自命，從廣州最富有的商人、西方支援的大軍閥吳佩孚（北京軍閥政府的支柱）以及香港的英國人那裡撈到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好處，金錢、軍火源源而來。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另外一個軍界和政壇人物蔣介石開始發跡。蔣是孫中山從廣州脫險後登上“永豐”艦時隨從軍官之一。他第一次有機會同孫每天在一起，並贏得了孫的好感。在此之前，有好幾年蔣脫離了軍界和革命工作，在上海做股票經紀人。他在“永豐”艦上所扮演的角色也不像他後來所說的那麼英雄——他隨孫上艦後眼看形勢不妙就私自溜回了上海。但他同孫的關係使他後來得以取得國民黨的最高軍政大權。再後來，他同上海金融界的勾結又使他實現了從革命到反革命的叛變，這樣的全國範圍的大規模叛變，同陳炯明在小小一省內的叛變相比，真是大巫見小巫了。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昆明任中國與美軍的聯絡官。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曾派女兒到北京來拜訪他的老上級李濟深（當時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他在澳門從事工程工作，1952年逝世。以上根據他的女兒姚曼裳寫的關於他的一篇傳略，載《文史資料選輯》文史出版社1988年7月第16輯。
第六章 廣州的變局：1923—1925年
1923年，宋慶齡30歲了。
1月間，她陪同孫中山與蘇俄政府使節越飛在上海進行了為期一週的會談，成果是在1月26日發表了著名的《孫文—越飛宣言》。
阿道夫·阿布拉莫維奇·越飛（1883—1927）蓄黑鬍子、戴眼鏡，身體瘦弱而才思敏捷。他是一個久經考驗的布林什維克。即使在一個堅決反共、但親眼見到過他的作者筆下，也不能不對他作了以下的描述：
“一個最不尋常的人……儘管不到四十，看起來已經像個老頭子了，因為在沙皇統治時期他在獄中受過可怕的折磨。……＇他先到北京，那裡的中國人＇出神地聽他闡釋他信奉的主義，他宣稱歐洲的所謂政治原則絕大多數只不過是世代相傳的偏見……他給北京的官員們講《佈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和約》的內幕（他是參與談判的主要成員之一），還有關於當時還是秘密的中歐歷史的真正事實……（中國）首都的知識界的興趣是如此濃厚，一個新的俄羅斯一中國團體組織起來了，它看來要產生一些偉大的事情。”①
①姚觀順的英文名字是“喬治·鮑上校”，他是美籍華裔，1887年生於美國加州格拉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