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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個使中國人猛醒的事件是1905年的俄國革命。在同盟會機關報《民報》上發表了有關這一革命的許多文章，其中有一些是孫中山的親密合作者寫的。從更早一些時候起，孫中山就同流亡在日本的一些俄國革命分子建立起“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感情和合作關係。雖然這些俄國流亡者人數很少、處境困難，他們據說還曾給孫中山送過一些武器並傳授了製造炸彈的技術。①
①請參閱S．L．齊赫文斯基著《孫中山關於對外政策的觀點和實踐》（俄文）。
他們之中有一位就是第二章末曾提到過的、波蘭出生的尼古拉·K·蘇濟洛夫斯基（化名為尼古拉斯·魯斯爾）（184？—1930），他同孫中山相識並常通訊。他是一個真誠的俄國民粹主義者，屬於那種列寧認為可與孫中山相提並論的型別。他們在1906年的通訊特別引起人的興趣。孫中山讚揚魯斯爾撰文對中國的再生表示熱誠，這在歐洲人中是難能可貴的。但他認為魯斯爾呼籲美國銀行家和技術專家無私地或平等地幫助中國進行工業化，未免過於天真，因為在孫中山看來，美國或歐洲的資本家都不可能是無私的。相反，中國經濟發展到一定地步，他們就會大喊反對“工業上的黃禍”，因為中國工業不發展才是符合他們的利益的。儘管如此，他希望魯斯爾的呼籲會幫助全世界具有真正善良願望的人民認識到，四分之一人類的進步也將使他們受惠。①
①這些通訊是蘇聯漢學家A．N海菲茨發現並在1956年由他出版的。在上述齊赫文斯基所著書中引用的是俄文譯文（原來一定是用英文寫的），現在本書作者又從俄文譯回英文，不可能與原來的英文完全一致，因此不便作為直接引文。
由此可見，即使在那個時候，孫中山對於從帝國主義國家方面獲得真正的或長期的幫助，是很少——或者可以說不抱——幻想的。從這個角度看，他自己作為未來的中華共和國的代表向外國當局或工商界所提出的經濟或其他優惠條件，在很大程度上只不過是一種策略，用以防止他們支援中國的反動政府。只有他正在努力謀求實現的未來的獨立政府才有條件堅持外國以平等待我（不論具體安排如何）的原則，在此之前，中國是難以做到這一點的。
但辛亥革命後建立的民國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這樣的一個新的中國在孫中山在世的時候沒有能夠出現。不管怎樣，他為了使這個新中國出現是作出了偉大貢獻的。
（六）內心世界
最後，除了他的政治經歷之外，宋慶齡的這位導師和丈夫的性格和精神狀態又是怎樣的呢？
他的內心世界同他所處的歷史時代一樣的複雜。
像有些人說的那樣，他是一個“空想家”嗎？他富於理想，但他主要是一個行動家。他決心使中國成為一個繁榮昌盛的現代國家、所以他從一開始就對國家建設的許多具體問題——從戰略規模到技術細節——發生興趣。在他看來，革命就是為進行重新建設所必需的場地做清理工作。
他是否過於自信？可以這樣說。他對於既定目標的正確性和現實可能性從不懷疑。
但他同時具有非常謙抑的品格。這從他的民主作風以及他那種視高官厚祿如敝展的精神可以得到證明。他的老師和摯友詹姆斯·康德黎（就是1896年孫在倫敦蒙難時救他出來的那位英國醫生）講過這樣一個很有代表性的故事。辛亥革命勝利後不久，有一封從中國發給孫中山的電報送到了康德黎在倫敦的家中，因為當時孫寄寓在康家。孫把電報看了一眼就塞進了衣兜。後來別人問起電報是什麼事，孫紅著臉表示歉意，因為他沒有早告訴他們。原來這封電報是通知孫中山，他已當選為新生的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他幾十年的奮鬥所達到的頂峰。當時在倫敦的孫中山，當辛亥革命勝利的訊息傳來時，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趕回去取得國家的最高職位，而是留在國外，為新國家談判貸款（談判不很成功）。他被認為是新國家元首的唯一合適人選，不是出於他自己的求索，而是出於國人公認他在民國締造中的最大功勳——他的聲望達到了這樣的高度。
他是一個仁慈寬厚的人嗎？他是一貫仁慈寬厚的，但他同時又具有一個戰士的堅決精神。對於武裝的敵人，他主張進行武裝鬥爭。但一旦他們落入革命者之手，就不準對他們作身體上的虐待，他為此釋出過明令。他最憎惡並嚴禁施行酷刑。這是他所反對的專制制度下的醜惡行為之一，在他的革命隊伍中是決不能允許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