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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中山在各個時期內在同外國的關係上採取不同的立場，究竟其實質是什麼？不同的人們根據自己的政治傾向——有的用讚揚的口氣、有的用責備的口氣——說孫中山是“親日派”、或“親美派”、或“親英派”、或——到最後——“親蘇派”，也有人說他在同外國的關係上善變，是機會主義。這些說法——特別是最後一種說法——根本是誤解。作為愛國者和革命者，孫中山是始終如一的。
確實，他一直在尋求和歡迎來自那些理解並支援他的奮鬥目標的外國朋友們的幫助。他常說，中國革命需要它的拉斐德①不下於當年的美國——這裡不存在做交易的問題，只是合作和同志情誼。對另外一些外國人如官方或工商金融界人士，他也尋求支援，當然只是在他們的處境所允許的範圍之內，或者要求他們至少不要接濟中國國內那些反動的勢力。在這種時候，自然會向對方提出他們由此可能獲得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好處，因為對方所能提供的援助決不會超出他們所看到的本身的利益，否則就是不切實際的幻想。孫中山有一段相當長的時間——直到他接受了足夠的經驗教訓——確實對於在這樣的條件下取得援助的可能性存在過不現實的期望。
①拉斐德（1757…1834），法國貴族出身的政治活動家，曾參加美國獨立戰爭，功勳卓著，被稱為“兩個世界的英雄”；後又參加法國資產階級革命。——譯者
但孫中山的中心目標是建立一個強大、獨立、進步、現代化的中國，自力更生、自主判斷。
在日本的政治和社會各界人物中，有人確是想利用他來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孫中山就反過來利用他們來為他的目的服務。但就日本政府而言，他很快就失望了。
至於泛亞主義，他開始時曾鼓吹黃種人團結起來反對白種人帝國主義者。但他很快就把著重點轉換了，不再強調膚色，而是強調被壓迫人民團結一致反對壓迫者。他同朝鮮人民站在一起，反對日本吞併就是一個例項。
至於現代化，他欽佩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向西方學習並大步前進。但他譴責日本也學了西方的殖民主義，並認為中國永遠不應該走這條路。
最後，同那些從外國主子那裡得利自肥的反動分子截然不同，孫中山從來沒有為自己取過一分錢。他始終過著極為刻苦儉樸的生活，他是一個淳樸無私的愛國者。①
①關於孫中山在日本的朋友和關係（從一直進步的老朋友宮崎寅藏到後來改變立場或本來就別有用心的那些人），在馬里斯·詹森所著《日本人和孫中山》一書中有很豐富的材料，這裡有許多材料就是取自該書的。詹森研究了中國民族主義和日本民族主義兩者之間的關係——起初是並行不悖的，後來卻發生了對抗。他還分析了日本的泛亞主義的變化，起初主張亞洲各國互助以求解放（當時日本本身也受到西方要使它淪為半殖民地的威脅），後來變成了主張亞洲其他各國要從屬和聽命於日本（日本這時自己也成了帝國主義）。到了這時，在日本的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和亞洲其他各國的革命民族主義之間已不存在共同利益或進行合作的可能性。
在孫中山的16年（1895—1911）流亡生活中，極大部分時間以日本為他活動的基地，但也還有另外一些地方。他曾幾度去夏威夷，四次去美國本土和加拿大，四次去英國和西歐。1907年後，他在東南亞停留過較長時間，包括當時的法屬安南（越南）、荷屬東印度（印度尼西亞）、英屬馬來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還有獨立的暹羅（泰國）。在那些地方的華僑中，他發展革命組織並徵集捐款、武器和人員，以用於一再向清王朝發動攻擊，雖然屢遭失敗，但都為最後勝利創造了條件。1900年的惠州起義是他在臺灣進行準備工作的，1907—1908年在廣東、廣西、雲南的六次起義是在河內準備的，另有一次是在新加坡準備的。1911年的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是他從香港指揮的。最後在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全國響應，終於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國。
那些因他曾多次失敗而貶抑他的人忽視了一點，即：他那百折不撓的精神在推翻長達兩千年的中國帝制這一幾乎“不可能”的成就中所起的作用。繼美國和法國之後，中國成為全世界第三個主要的共和國（不管它有多少缺點和短處），而這時幾乎整個歐洲還都是在王朝的統治之下。這真正是一個重大的世界性事件。
在他以往那些受盡磨難的歲月裡，他曾到處遭到公開的驅逐（常常是由於清朝政府施加壓力）——1895年在香港、1907年在日本、後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