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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稅雖名為各國協定，而握海關之大權者實為英人。首訂致中國經濟政治於死命之不平等條約者，亦為英人。自有海關以來，總稅務司皆為英人。”
“孫先生於民國十二年（1923年）二月命令北京總稅務司安格聯，以兩廣關餘撥交廣州政府，而安格聯之答覆則謂彼僅能服從北京政府之命令。……廣州海關收入，落於非法北京政府之手，用以攻打廣東。”
“不得滿意之答覆，先生乃派員接收海關。公使團受英人指揮與煽惑，立即調遣軍艦駛入廣州……同時武裝之英兵在沙面登陸。”
當時英國曆史上第一任工黨政府剛剛成立，廣州革命政府還曾致電祝賀。孫中山至此再電英首相麥克唐納，指出工黨乞靈於“炮艦政策”實屬不當，但不得要領。
宋慶齡回憶說，在這個關鍵時刻，“有英國訪員見先生，問以如列強阻止其截留海關收入之計劃，先生是否將與列強宣戰（時停泊廣州之軍艦炮艦計英四、美四、日三、法二人先生答曰，吾雖不能勝此武力，然敗於列強亦為榮幸。”
美公使舒爾曼奉命至廣州調停此事，孫中山告訴他，如果美國真像舒爾曼說的那樣一貫公正，那就應該把各地美租界歸還中國，而不是像它所做的那樣，交給其他列強。“美國以所竊之物讓請他賊，以避譴責，實所不解！要知竊盜者以所盜財物置諸他盜之手，在法律與公道上絕不減少其竊盜之罪。”
宋慶齡最後說，“先生在廣州一隅，僅憑公理民氣與列強之武力相周旋，英美艦隊林立，始終不為所屈，……雖關餘問題國中國之不統一卒未解決，然中國人之不可侮，帝國主義者武力之不足畏，先生已以身作則昭示吾人矣。今舉國痛公理之不伸，民族之受屏，皆毅然挺身以戰強權，志先生之志，行先生之行，先生有知，地下亦當含笑矣。”①
①經過刪減的要求包括：在上海公共租界取消戒嚴，釋放被捕華人，對開槍殺人的責任者撤職交付審判，參加抗議罷工的工人復職並照發原工資，華人房地產主參與租界行政管理，在租界內集會出版自由等。
（三）高舉孫中山的旗幟：支援群眾運動
宋慶齡不僅緊握、而且高舉孫中山的旗幟。孫中山當年所想的，主要在於如何使群眾運動幫助和重振國民黨。現在對宋慶齡來說，問題在於國民黨如何完成它對群眾運動所應負的責任。
這同群眾運動前所未有的發展是相一致的。在群眾運動中，現在是由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工人在擔當著領袖的角色。它使帝國主義在華勢力處於守勢，這是從未有過的，
1925年6月19日，在香港這塊英國殖民地，10萬多工人罷工。他們提出的要求，包括全國性的五卅運動的要求和對香港政府的要求。不顧港英當局掌握緊急狀態權力，大量罷工工人回到廣州，受到革命政府的熱烈歡迎。
6月23日，廣州舉行了支援五卅運動的大規模示威遊行，工人，學生、市民和郊區農民共約10萬人參加，殿後的是由黃埔軍校師生（其中有周恩來）約千人組成的小分隊。遊行隊伍經過沙面租界對岸的沙基時，駐守在沙面的英、法兩國水兵向遊行隊伍開槍掃射，死52人、傷170人（輕傷不計在內）。這是五卅慘案暴行的重複，而且規模更大。
美國總領事道格拉斯·詹金斯是這一慘案的日擊者之一。他是不可能偏向於中國遊行示威群眾的，但他在報告中也說，遊行是秩序井然的，而早在遊行之前“（沙面的外國駐軍）就在各戰略要點設障築塞”。在沙面對岸，遊行隊伍“可能因為前面有些擁擠而停止行進”，於是，“響起了第一槍……很快到處都開起槍來……緊密的槍聲持續了約15分鐘……奇怪的是，歐洲人死傷很少。”＇據一個外國訊息來源說，在沙面死了1個法國人、4個英國人，對岸的中國人死了50個，傷者更多。＇
“很難說究竟是哪一邊先開的槍”，①詹金斯的話說得很圓滑，但他自己的敘述不會使人懷疑是中國人先開的槍，因為中國人沒有任何要進入沙面的動作，而且他們在自己這一邊絲毫沒有設防，以對付沙面島上由沙包堆成的機關槍窠。
①《為兩廣關餘向英帝國鬥爭的孫先生》，《宋慶齡選集》，第9—11頁。
至於英國人方面，他們的總領事在遊行的上一天曾經叫嚷道，“任何侵入（英租界）的嘗試”（事實上沒有這樣的事情）將以“火力”對付。“我用這樣的調子說話，”他以強烈的諷刺口吻接著寫道，“是為了使他們以後不能說‘野蠻的帝國主義步槍隊濫殺無辜的中國青年’。”①沙面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