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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宜趁此時喚起全國人之民族精神，為長時期之奮鬥，務達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之目的。吾人當知此次慘劇，為中國三十年’來依賴外力之一大覺悟，關係國家與民族前途至大，不可視為上海一隅之交涉，或數日之衝突也。”
她強調團結的重要性並指出應把根本問題鮮明地提出來而不要加以掩飾：
“今日最當恐俱預防者，為國人之自相分裂與中道氣餒，尤忌違反公理之調和。孫先生生平但知目的，不問手段；但知是非，不顧利害，尤反對調和。蓋是非之間，萬無調和中立之餘地也。吾人今日萬不可只顧目前之小利小害，而失遠大之目的與徹底之主張。此次奮鬥，不可專賴一界或一階級，……而當合工商學各界之全力應付之。”
她接著指出，指望北京政府和國內有錢有勢的人的幫助，肯定要落空，人民只能依靠自己：
“中國當局之政府，就其歷史與近事之能力觀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紳鉅商，平素居領袖社會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難望其主張公道。此時，惟有人民團結自救而已。”
她最後著重說，不平等條約要不惜一切代價予以廢除；
“國民黨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即在求永遠消滅此種慘劇之道。今舉國皆知不平等條約之害，即為取消此種條約之基礎，吾人不可因畏難而遂不努力也。”
宋慶齡這一談話既能鼓舞人心，又非常理智，包含了目標、綱領和方法。她把焦點集中在不平等條約上，從而由表及裡，由抗議提升到革命。她記得，1924年在廣州，國民黨右派藉口外國軍艦就碇泊在廣州城外而反對在“一大”宣言中提到不平等條約，聲言這樣敏感的問題只能在黨內討論而不能公開。孫中山不得不把他們壓制下去。在北京病重時，孫中山聽說軍閥政府通知外國外交使團表示尊重不平等條約規定的外國“權利”，立即拒絕同他們進一步商談國家統一，因為他們連民族獨立都置之不顧。
這些破壞分子現在仍然存在。“五卅慘案”之後，由上海各界聯合會所提出的要求，其主要內容為上海總商會及北京軍閥政府所閹割。原來關於取消治外法權及不平等條約所規定的其他特權的要求，被篡改為對慘案受害者賠償和道歉、在不平等條約的框架內改善對中國人的待遇。①
①本節曾參考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傅道慧的文章《孫中山逝世後宋慶齡的第一次戰鬥——在五卅鬥爭中》（中文原稿），此稿系由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協助提供。引文據《為“五卅”慘案對上海《民國日報》記者的談話》（1925年6月），《宋慶齡選集》，第7—8頁。
正是在這樣一種一方面有人竭力沖淡革命、另一方面群眾運動在風起雲湧的背景下，宋慶齡開始了鮮明有力地捍衛孫中山的原則和政策的鬥爭。
所有這一切顯示，她這篇談話的水平已經大異於僅僅幾個月前她在神戶女師的演講，更不必說她在求學時代的文章了。它的內涵已不止是傾向進步的情緒了。它已刻劃上一個經過了鍛鍊的革命者的標誌——既有戰略意識，又有戰術觀念，並能指示行動方向。這裡所表現的思想和行動同中共中央“五卅宣言”的內容相近。慶齡同中共方面可能商量過，也可能沒有，但兩方面有共同點是肯定的。
這樣，宋慶齡在國事中作為一種響亮的聲音出現，不像通常所假設的那樣是在1927年中期反對國民黨右派叛變革命時開始，而是要早兩年多，即1925年春季。
也是在這個時候，她在上海主辦了一張新的日報，作為“五卅”後群眾運動的喉舌。負責編輯的是孫中山和她的朋友、高個子、有學者風度、原則性強的楊杏佛。（楊是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系和哈佛大學工商管理系畢業生，在孫中山最後一次北上時任秘書，後任治喪委員會總幹事。他是純真的國民黨左派，若干年後因他無畏地同宋慶齡合作，保衛人權，反對蔣介石白色恐怖而被暗殺。）
宋慶齡在1925年7月2日在廣州《民國日報》上發表了一篇文章，回憶孫中山在1923年12月不顧列強武力威脅，力爭兩廣“關餘”的英勇事蹟，以作為始終如一的愛國者的楷模，使那些在帝國主義面前畏功不前的軟骨頭感到羞辱。（當時中國海關的行政管理權操在外國人手中，海關稅收先要償還不平等條約中所規定的對外國的賠款，所餘部分稱為“關餘”，交給北京政府。）
她寫道，“孫中山先生始終認帝國主義為中國民族獨立之大敵，而英人侵略中國之在華大本營實為海關。……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