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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及其他由舊勢力統治的城市所舉行的群眾性追悼大會也說明了這一點。在億萬人心中，孫中山不僅是共和國的締造者，也是重整這個國家的先驅。他不帶一兵一卒、隻身北上，是為了想商討如何和平地完成這一任務。現在這一努力失敗了，那末跟著要來的很可能就是正在南方組建的新軍的北伐了。一切跡象顯示，這支軍隊將會受到廣泛的歡迎。
這一年的其他時間，宋慶齡主要是在上海度過的，除了春天去過兩次南京和後來去了一次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後中華民國成立、孫中山就任臨時大總統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將修建在這裡。宋慶齡南京之行就是為此。
在她回到上海後的第二個月，距孫中山去世僅10周，轟轟烈烈的五卅運動震撼了這個沿海大城市和全國各地。在5月30日這一天，上海公共租界的巡捕在一個英國督察的命令下，向抗議日本紗廠罷工工人領袖被害的示威學生開槍，死12人，傷數十人，還有多人被捕。
如果說對孫中山的悼念顯示了愛國人民實現他的遺願的意志是何等普遍，那末全國對“五卅慘案”的爆炸性反應就是他的遺訓“必須喚起民眾”（他幾十年經驗的總結）的體現，以掀起中國革命的新高潮。
（二）在孫中山逝世後的第一次戰鬥
當抗議行動遍及全國約600個城鎮和一些農村時，宋慶齡發表了一篇激昂慷慨的談話。這篇談話標誌著她已從哀傷中振奮起來，開始了她自己生活中的一個新階段。這是她處於只能完全依靠自己的境況之後所發表的第一個政治宣言，它定下了她此後言行的基調——在孫中山逝世之後，對一切重大事件都要毫不妥協地、革命性地按照孫中山的思想去處理。這篇談話是對國民黨在上海的報紙《民國日報》發表的，它為國民黨左派引導群眾把憤怒情緒化為有目的的政治行動的成功努力（共產黨人起了重大作用），發揮了重要的影響。①
①據1976年4月宋慶齡親筆寫給本書作者的一封短箋。她作出這一否認完全是她自己主動的，是為了澄清歷史事實。《紐約時報》記者包德福在出席宋的一次家宴上及以後一些場合，硬說基督教精神是瞭解她自己的觀點的鑰匙。這可能是促使她作出上述否認的部分原因。
前引美國作者馬丁·威爾伯所寫的孫中山傳記（1976年出版）中，在敘述孫中山逝世情況時說，“他的遺孀和兒子決定為他行基督教葬禮。”這很不可能，因為上面已引用了宋慶齡有關此事的明確宣告，而且事實上只在醫院教堂裡做了禮拜而沒有行宗教葬禮。關於傳說中孫中山在彌留時重申他的基督教信仰，威爾伯教授自己倒是很謹慎的。他說，這個說法“是他的親屬和追隨者中的基督教徒傳出來的”。
在這篇談話的開頭，她分析了五卅慘案的真正性質及其教訓：“此次慘劇，簡單言之，實為英日強權對於中國革命精神之壓迫。中國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實為第一次。吾人所恃之武力為何物，全國國民之愛國心與團結力而已。今此愛國之情感日趨熱烈，所借未加組織，尚不能使入正軌耳。”
當時外國報紙、北京政界和國民黨內的保守派力圖把這次慘案縮小為警察與學生之間有關“法律與秩序”的小事一椿，私下談判即可解決。所以宋慶齡專門針對這種陰謀，提出了相反的要求：
“今日所急者不在滅此愛國之火焰，而在善用此次火焰，使成積極有益之努力，以解放中國脫離英日帝國主義之壓迫”。
她的號召是同孫中山給全國全黨的遺囑密切聯絡的：
“中國國民黨員，尤當努力以竟其領袖未竟之志。最近學生、工人與市民之愛國運動中，處處可見孫先生之精神，故孫先生精神實未嘗死。吾人應共起奮鬥，為民族爭獨立，為人權爭保障。外間對學生主張打倒帝國主義頗有誤會，不知此即孫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她對於內外反動派想用“赤化”來汙衊和孤立這次愛國運動的企圖響亮地加以抨擊：
“不可信外人挑撥之辭，因懼被誣‘赤化’，遂並國亦不愛也。……對外當以言論喚起世界各國之人民主張公道。即在國內之外人，亦當促其為正誼而有所發表，不可偏袒強權。一對內當一方團結各界，堅持到底。同時大規模向各省募捐款項，援助失業之工人。”（指罷工中因抗議行動而被開除的工人）
這樣一次長期的、帶根本性的鬥爭是不可能經過幾次突擊性的示威抗議就輕易取勝的，所以她緊接著指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