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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任何人。對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淚。”①
①同上，1979年9月14日。
關於孔家，她看來沒有采取進一步的行動去建立聯絡。事實上，她後來囑咐理查德·楊“請不要為了我去找戴維他們”。但她對其他親屬還是很關心。他問楊：“你是不是知道，我那親愛的小弟弟子安的兩個兒子在做什麼工作？”又提到大弟子文的遺孀勞拉（張樂怡）：“聽說勞拉得了帕金森氏症（震顫性麻痺症），這種病很難治……”①在另一信裡，她提到了孫中山的女兒“孫金琬（格雷斯·戴）剛在澳門去世，因為摔了一跤。”②
①同上。此信第1頁未見，故日期闕。
②同上，1979年7月12日。
但她確實同孫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孫科的孩子們取得了聯絡，她們住在美國加州，後來曾回中國探親，她接待了她們及家人。她在1979年7月給楊的信①上說：“我丈夫的孫女珀爾·孫（孫穗英）帶著她的兒子（31歲）和女兒（28歲）來看我……”在另一信裡，她提到任孫女羅恩娜·林（孫霞）從加拿大多倫多來看她。還有一位侄曾孫孫必達（彼得·孫），是世居夏威夷的孫中山哥哥孫眉的後裔，也到中國來經營中外合資旅遊飯店。
①同上，1979年7月6日。
在她逝世前3個月，廖承志給“親愛的叔婆”來了一封信①。當時廖承志在中國外事工作及對臺工作中是一位重要人物，他在信中告訴宋慶齡“來自可靠的人”、“從您的親戚和妹妹（指宋美齡）那裡得到”的訊息。信上說，“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樣看您的。而我相信這並不是不可想象的。不僅如此，在一個美國人——里根的信使，和一箇中國人到過北京後，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這種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義更多些。”“更有趣的是，大衛·金把您妹妹的地址和電話告訴了我們。如果沒有弄錯的話，我想大衛是為您而這樣做的。”
①廖承志原信是1981年2月27日用英文寫的，中譯文載《廖承志文集》，下卷，第789頁。
據鄒韜奮夫人沈粹縝（她曾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在宋慶齡最後那些日子裡一直陪伴著）的回憶，宋慶齡確實渴望美齡北京之行能夠實現，既是為了私情，也是為了此行的政治意義。沈說：
“宋慶齡有一個未能實現的願望。她很思念美齡。她告訴我，如果美齡來了，覺得住在她家裡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釣魚臺（國賓館）去。她把許多細節都想到了。現在她已經故去了，但我還是要把話傳給宋美齡：她姐姐思念她，甚至於想到她可以在哪兒住。我願意親自到臺灣去傳這個口訊。”①
①本書作者1990年4月15日對她的訪問。她已九十高齡，當時因病住上海華東醫院，但記憶很清楚。
宋慶齡提到釣魚臺國賓館，可見她所希望的不止是一次家人的私下團聚。
（六）對美國的態度和感情
她晚年的憾事之一是未能重訪美國，雖然在尼克松訪問北京之後不少美國朋友和相識的人又一次勸她去。
《紐約時報》主編索爾茲伯裡是她擴大接觸面之後新交的朋友之一。1972年6月，她回覆索爾茲伯裡的信中說：“我怕是不能夠去訪問我的‘第二故鄉’美國了……因為我有膝關節炎，不能多走路，而且我又患討厭的蕁麻疹……”
有些作者把她對美國的感情解釋為某種政治上的懷舊之情。實際上，她這種感情是很複雜的混合物，一方面是她在那個國家渡過青年時代、結識許多朋友的美好回憶，另一方面又因為她以後的經歷所形成的愛國思想和社會觀點在她心理上造成的矛盾。從歷史上看，她這種感情同她父親當時那些不斷發展的觀點有某些共同之處，同孫中山的相通之處就更多了——只是表現方式因國內外形勢的變化有所不同。她早已不再是一個單純的個人了（她從同孫中山結婚那天開始就不再只是她自己了，踏上政治舞臺以後更是如此），她的每一個行動都必須衡量其公眾影響。
她同美國及其政策的關係，與她同親屬及友人的關係一樣，是為一個核心思想所決定的——這個核心思想就是中國的利益，涉及中國人民、中國革命和中國進步的利益，由此來決定離或合、和好或對抗，也包括在新條件下進行新的接觸。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並且成長起來了——是在挫敗外國勢力進行干涉、軍事包圍、經濟封鎖和外交孤立的種種企圖中成長起來的——新中國已成為國際生活中一個重大的、必須平等相待的因素。美國政府二十多年來對這
